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2)02-0048-04 “新理性精神”是在近几年由钱中文、许明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口号，并正日益引起我国文艺理论界的关注。但是，对于什么是“新理性”，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与“旧理性”又有什么区别，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更明确的界定。在我看来，在提出“新理性精神”这个口号时，不仅要立足于现实需要，还应该在学理上作历史的、逻辑的分析。而要使这个口号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我认为就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把“新理性”看作既是现实需要的反映，又是理论发展的必然。 一 “理性”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它对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都产生过强大的影响。柏拉图可谓这种理性精神的最早代表人物。他把人的灵魂和肉体二分，认为肉体是暂时的，而灵魂则是永恒的，所以灵魂高于肉体。而灵魂由高而低又可以分三级，即理智、意志、情欲。它们之所以有高低之分，就在于理智是纯粹的灵魂活动，而情欲则依附于内体。人在他看来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所以人要使自己达到永恒的、不朽的境界，就必须以理智去克制情欲。他认为哲学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引导人们去过理智的生活。古希腊哲学中另一位大家亚里斯多德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他的老师柏拉图虽有很大的分歧，但要求人们节制情欲、遵守礼法、服从理性权威，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性的人这一点上，与柏拉图是完全一致的。 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理性的内涵原本是很丰富的。因为希腊人的意识体系最初主要存在于神话意识和日常意识之中，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了实践；再加上苏格拉底提出哲学所关注的不只是“自然”，而且包括“人事”，所以哲学所探讨的是除了理论理性之外，必然还包括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在内。但自从柏拉图把理性归属于灵魂肉体、理念与世界二分前提下的理智活动以来，理性就逐步形成了这样两个特点：即纯知识的和形而上学（对此下文还要详述）。而这两种倾向到了近代又被笛卡尔和黑格尔为代表的法、德哲学家们进一步发展到极端。一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向哲学渗透，哲学日益趋向与科学联姻，从而使得理性中原有的价值成分与事实成分日益分离，它所关注的只是一种实用的目的，而不再包括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寻，以致完全以对自然的支配和操纵能力，以及在对象世界追求物质的利益的功效为标准和目标，来衡量理性的价值，这样就使之沦落为一种“知识理性”、“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 1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及“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们所宣扬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理性精神。出于对由此造成人们热衷于尘世享乐而使自身日趋异化和物化倾向的忧虑，在继而出现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又把理性普遍化、抽象化为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一种主宰和支配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超验的力量，并以此来抑制一切感性的、个别的、偶然东西，而使之演变成为一种“冷酷的理性”。我觉得我们一般所说的“旧理性”，就是指在近代社会发展起来的这种与价值意识和人生实存相分离的纯知识论的、纯思辩的理性精神而言的。 出于对这种排除价值、脱离人生实际的纯知识的、纯思辩的理性精神的强烈不满，在19世纪中叶，先后兴起的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生存哲学，又奋起对它进行猛烈的批判。但是由于它们不能辩证地看待形而下与形而上、形而上学的体系和形而上学的意识的关系，在批判“理性”对个体生命的淡漠和压制的时候，又把个体、生命、意志、欲望等非理性的东西作了片面的强调，而不加分析地对理性一概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时，把人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和追求也给否定了。这样一来，人的生存的根基也就被摧毁了，人也就丧失了信仰、目标、理想、追求，成了无家可归的漂泊者，于是悲观、失望、怀疑乃至社会的各种犯罪也就接踵而至，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要是没有上帝，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又由于两次大战所造成的人们精神上的崩溃而风靡一时，并在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本来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文学艺术也成为一种不讲价值、信仰、人生理想，一味地宣扬、本能、肉欲、享受、颓废，在“自我失落中进行自我娱乐”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钱、许二位先生认为要重振文学，就必须“重新寻找、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的意义、价值和立足点”，并提出这个立足点就是“新理性精神”，我觉得是很及时也很有意义的。但是要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新理性精神”，它何以能取代旧理性而成为我们今天文学艺术的价值取向，乃至整个人生活动的追求目标，我认为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把现实需要与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统一起来作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 二 “新理性精神”何以会有这样的意义呢？我认为首先就在于它是一种正确指导我们今天价值取舍的理性。 前面谈过，“理性”本来的意义就是很丰富的，并非近代西方哲学所理解的只是理论理性、知识理性、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而应该还包括实践理性在内。亚里斯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就是一部着重论述“实践理性”的系统著作。只是由于他同时又提出“理论高于实践的”，并认为“理论科学”只是指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即研究超越经验的事物的学问）、第二哲学（自然哲学）和数学，而把“实践的”理性安置为“实践科学”（包括政治学、伦理学、理财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这就把“实践理性”从哲学中分离了出来。而作为“理论科学”的主要分支的“第一哲学”，在他看来又只是探讨世界的本原和基质的学问，主要研究的只是“是什么”的问题。这样，也就形成了西方哲学重“知”轻“行”的知识论的传统，以致到了近代就几乎完全与自然科学联姻了；实践问题、人生问题也就不再成为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这就开始了理性自身的分裂，把理性等同于知识理性的时代。这种知识理性被启蒙思想家当作是一种万能的东西，认为只要通过教育，反对宗教愚昧，普及科学知识，人们就能幸福，社会就能进步。但事实证明却并非如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因为科学只能解决物质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精神的问题。而人不同于动物恰恰就在他不仅希望活得好，而且还要考虑为什么活。因此在真正有意义的人的生活中，是不可能没有理想、信念、追思和梦想的。正是由于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排除了理性的价值成分，使理性沦为一种知识理性、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而不再关注人自身生存的意义和目的，这样也就进一步助长了自工业文明以来人性的异化和分裂以及社会腐化现象的滋生和发展。鉴于近代哲学中理性的片面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弊端，康德想起来了失落已久的“实践的理性”在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上的重大意义，并第一次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进行论述，表明理性所包括的内容不只是限于维系物质利益的科学知识，同时还应有维系着人的生存意义的价值意识；这实际是在哲学领域内对被工业文明所分裂了的人的完整性的一种召唤，是通过对理性的重新解释来吁求人性的复归所作的一种努力。虽然这工作他并没有最后完成，但不能否认实践理性的提出，如同他的“先验综合”原理一样，都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无疑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新理性精神”应该批判吸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