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著述之多，不能说汗牛充栋也可以说是难以计数的，仅此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之“热”度。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正视其非正常的过热——“发烧”的病态一面，这就是早已困扰着人们的“泛思潮化”症状：任何文学现象或与文学创作相关的现象，甚至是范围极有限的现象；某种思想观念、几部有某种一致性的创作等等，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戴上一顶“思潮”的桂冠。“发烧”的社会现象有追逐时髦的盲目缘由，而作为文学研究的“泛思潮化”高“热”持续不退，当然也有其根本原因——理论误区的存在。其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误导最严重的是把文学思潮视为社会思潮的反映或创作类型的思潮观，可称之为社会思潮反映论和创作类型论，这两大理论误区亟需加以澄清和纠正，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社会思潮反映论。 如果说在早期中国文学史中的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较为粗疏零碎、自觉性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问世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李何林著），则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思潮史研究立场和对“五四”以后近二十年新文学思潮进行研究的系统性。作为第一部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专著，该书在自觉地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既重视外来因素又看到本土条件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产生和发展的作用，肯定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具有自己的独特形态等方面，都为后来的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者草创了规范，启示了前进的路向，在思潮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198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在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中也具有开拓性意义，作为较早的当代文学思潮史研究成果之一，被认为是第一部当代文学思潮史，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件大事”，有人称之为“一部稳妥之中有所突破的著作”，此书在总结1949-1979三十年间文学思潮的发展规律时对极左政治倾向给文学带来的危害的剖析所坚持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得学界赞赏。由该著的编写、出版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的发展和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入开拓。 然而，这两部开创性的思潮史著作却又被认为是“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斗争史”，并非真正的“文学思潮史”在1987年底由《文学评论》编辑部组织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对话会”上，一位与会者就直率地指出，这部著作太像文艺运动史而不像思潮史。（注：陈墨、应雄：《历史与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对话会侧记》，《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的作者李何林自己也曾认为，《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文学思想斗争史”，只能叫作记述文艺思想斗争史的“资料‘长编’”。（注：李何林：《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重版说明》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确实，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主体都只是对各自研究时段内的文学运动或文艺思想论争的记述。作者强调文艺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表现，两者的变迁又都受政治斗争的支配和制约，因而政治斗争、政治观念、政治权威也就成了书中叙述的历史背景，成为文艺社团、流派和作家的文学活动、文学主张和思想论争的主要内容。诚然，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在20世纪的中国连绵不断，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的中国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想抛开这样一个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去寻求一个不受政治和阶级斗争影响的“纯”文学思潮史，无异于拔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但是，也不可否认，即使说文艺完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整体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政治生活的狭隘空间内，文学艺术的内容也决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的反映。而文学思潮的背景，除了政治背景之外，也还应有其它背景，文学运动、文学思想的斗争也不可能只是政治观念的冲突。 非常明显，文学思潮史之所以被写成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斗争史，主要在于作者把文学思潮视为文学理论和批评活动中表现的具体理论体系、思想纲领、观念主张。从本质上来说，文学思潮应该是一种成潮的文学思想，但它并非只在理论与批评领域里成潮，在创作和接受领域，它同样可以成潮甚至作为主要的思潮形态或至少作为文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任何一部缺乏创作思潮和接受思潮考察的文学思潮史理所当然地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名实相符的文学思潮史。然而，把文学思潮史写成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斗争史的更深的根源则在于对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关系的认识模糊。 长期以来，对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关系，在承认两者具有紧密联系的共识上，却又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文学思潮实际上就是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表现）。例如，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就是“要求统一、崇尚理性、强调个人对国家义务的唯理主义社会思潮”在文艺上的“表现”。（注：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3～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则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启蒙运动思潮”的“主流”，而我国“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思潮在“五四”时期的新思潮中同样是先锋和主流，“文学革命思潮，不仅是‘五四’时期要求‘科学与民主’的社会思潮中的主流，而且又是这一社会思潮中的先驱。中外文艺思潮的实例表明，文艺思潮与社会思潮是密不可分的，文艺思潮常常是社会思潮的主流和冲击力最强的一部分”。（注：陈辽：《社会思潮、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马良春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41～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另一种观点则坚决反对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在文学中的表现（反映）的说法，甚至强调文学思潮“并不等于社会思潮，也不是它的组成部分”。（注：陈剑晖：《文艺思潮：关于概念和范围的界说》，《批评家》1986年第1期；周晓风：《论文学思潮的创作方法特征》，《重庆师范学院》（哲社版），1992年第4期。）因为，把文学思潮看成是社会思潮在文学中的表现或把文学思潮视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只“注重了文学思潮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基础”，却“忽视了文学思潮之为文学思潮的特殊性，致使文学思潮的判断缺乏自身的客观标准”。（注：周晓风：《论文学思潮的创作方法特征》。）这样就直接导致两种错误现象：(1)“用社会思潮代替文学思潮”。把文学思潮史看作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想斗争史的错误观念，将所有文学思潮按政治判断标准“分为革新的和保守的、进步的和落后的、左的和右的、革命的和反动的两股，然后寻找它们之间斗争、冲突的线索”。“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说是把文学作为政治思想斗争的附庸和工具的结果”。（注：马春良、张大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册4、9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2)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代替社会思潮直至文学思潮。最“典型的例子”是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和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两书都是“依社会生活重大政治事件划分文学思潮发展阶段”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把文艺思潮史写成了文艺运动史。还使人误以为，文学思潮“只是政治生活变化的被动反映”。（注：周晓风：《论文学思潮的创作方法特征》。）这一批评不无道理，但也不无偏颇。其实，在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关系上的歧见主要渊源于对“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并由此导致在历时和共时方面对两类思潮存在形态及其关系的考察失当。这两种观点的持论者对“文学思潮”概念的理解，他们对文学思潮的界定，从根本上说，都局限在创作思潮层面，不是以波斯彼洛夫的“共同纲领论”为判断标准，就是将文学思潮混同于创作类型，因而在文学思潮的特殊性和独立性的认识上不免片面。再看“社会思潮”，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双方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论证，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概念，而事实上很容易看出他们所说的“社会思潮”并不是一回事。并且，“社会思潮”本身目前也尚无公认的权威界定，在使用过程中更易于出现各说各话的歧异。有人主张，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应该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性或群众性，因而在一定时期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潮往往要以一定的理论形态或思想形态作主导，但社会思潮又不能等于理论形态或思想形态。（注：王霁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从本质与主要特征来看，这样的界说与社会思潮的实际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人类文化系统精神层面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群体性思想趋向，无疑都应视为社会思潮，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经济的、文学的、艺术的……种种思潮都是社会思潮，只是领域不同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之一，是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并没有错，也不会因此而必然导致以社会思潮取代文学思潮，只要能正确把握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不可能混淆两者的界限。第二种观点之所以批评前一种观点用社会思潮取代文学思潮，所指的社会思潮并不是前一种观点中作为属概念的“社会思潮”，而是指文学、艺术思潮以外的“社会思潮”。如果把所有的社会思潮一分为三的话，那就是文学思潮、艺术思潮、非艺术思潮。将非艺术思潮与文学思潮相混淆，用前者代替后者，当然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不能算在把文学思潮视为属概念的“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这一正确观点上。要说第一种观点的不当，应是如下几点：(1)以为文学思潮总是社会思潮（非艺术思潮）的反映（表现），将文学思潮和非艺术思潮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为单向性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因而只重视理论形态的文学思想，而忽视创作中体现的非理论形态文学思想。(2)混淆了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重要事件的区别，后者对前者的这一批评非常正确，人们尤其容易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斗争、政治事件）与政治思潮相等同并以前者取代后者，原因仍然在对于“思潮”的实质没有准确把握，所以当然无法区分文学思潮与非艺术思潮各自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从而造成种种混淆。(3)把文学思潮视为创作类型，结果将文学思潮泛化，以随意性较强的创作分类取代、以至取消了文学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