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于2012年第2期、第6期先后刊登了赵宪章教授的《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以下简称“《新论》”)，以及赵炎秋教授对该文的讨论文章《实指与虚指：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再探》(以下简称“《再探》”)。《新论》、《再探》二文交相辉映，将“文学与图像关系”这一前沿问题推向学理深层，同时也启发了笔者对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意指差异的思索，现将这些所思所想缀句成文，请赵炎秋、赵宪章两位先生指教。 一、语言与文字分属两种符号系统 引发这场学术争鸣的是赵宪章教授的《新论》一文，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这篇论文的论题及其论证过程。《新论》指出，文字源于图像有着确凿的证据，最初的文字与图像一样，遵循“相似性”原则，而“岩画之所以逐渐演化和抽象化为文字，只是由于图像不能自由而精准地意指世界”，“图像之所以不能像语言那样自由而精准地意指，盖因它和原型的相似性原则，文字从中脱颖而出的过程就是逐步克服这一局限的过程。文字出现之后尽管仍然是一种‘图像’的存在，但是已经被赋予了‘一串声音’，成了‘音响形象’的标记，越来越远离了图像的相似性原则，直至超越并忘却了图像的相似性生成机制而变身为纯粹的书面语能指”(90)。质言之，文字与一般意义上的图像，差别在于前者是“可发音的”。 以上关于文字与图像关系的论述非常精彩，却只是该文论题的“副歌”或“伴奏”，赵宪章教授借文字源于图像并与之“分道扬镳”继续阐发语言、图像符号意指的差异：语言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的实指；而图像与原型的相似性，决定了图像的虚指。从学理上讲，这则论断客观而准确，支撑起了整篇文章。但是行文中存在一些“陷阱”，仅就该文第一节而言，其中语言、文字与图像犬牙交错的关系史，给人一种“语言等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有机构成”之类的错觉，论文虽然无意于此，却容易使人上当。 事实并非如此。索绪尔明确表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47)，“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47-48)，这就是索绪尔被冠以“语音中心主义”的口实。但是索绪尔要比我们想象的谨慎得多，他又说“文字本身虽然与内部系统无关，我们也不能不重视这种经常用来表现语言的手段”(47)。既然文字不是属于语言的内部系统，为什么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绪论中，花了大量篇幅去关注文字？原因在于，“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我们可以把它们译成固定的视觉形象”，换言之，语言符号可以捉摸，要归功于“文字把它们[语言——引者注]固定在约定俗成的形象[即文字的视觉形象——引者注]里”，于是，“我们将可以看到，每个音响形象也不过是若干为数有限的要素或音位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文字中用相应数量的符号把它们唤起”。一言以蔽之，“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37)。 不难看出，文字是与语言密切联系，但又区别明显的另一种符号系统。索绪尔不将文字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因为二者不属于同一个符号系统。只是由于后学们的疏忽，才使索绪尔戴上了“语音中心主义”的帽子。那么，文字同语言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以至于我们长期误以为“文字等于书面语，进而文字也是语言”呢？这仍要从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谈起。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37)，其中“观念”可以理解为概念、意义等，即语言的所指；语言的能指则是其音响形象。语言的“音响形象”与“发音”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因此，“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换言之，音响形象“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声音，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索绪尔101)。然而有人却坚称语言的能指是声音，理由是索绪尔将语言比作一张纸，即“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索绪尔158)，一旦这样理解，声音的物理属性就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两面的心理实体”互相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语言的声音作为音响形象的物质载体，二者互相依存，语音中本来就含有音响形象。语言的能指是含有音响形象的声音，而不含音响形象的声音则不足以成为语音，也就不是语言，如动物的吼声、鸣叫等。语言作为声音的存在，与一般声音的区别之处在于它本身内含音响形象。 目前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音响形象”，如果我们对语言学及语言哲学加以梳理，就会有重大发现。无论是维姆萨特的“语象”，还是维特根斯坦的“词语充当了图像”，都与索绪尔的“音响形象”一脉相承。“语象”(verbal icon)作为文艺理论的术语，首见于维姆萨特(W.K.Wimsatt)的著作，意为“一个与其所表示的物体相像的语言符号”，换言之，语象就是头脑中“清晰的图画”(bright picture)(Wimsatt x)。而语言和图像的关系，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有着更为确切的论述。维氏对此有一番形象的表述：“现在有一幅图像与句子相联。它是否在我们心里并不重要。设想诺曼告诉我说到鲍斯玛先生家该如何走。接着我按照他的描述绘制了路线。于是我有了一幅图像。不过很显然，我可以摒除这幅图像。我走路时只要简单记住他说的话就行。词语充当了图像。我画的图像是不必要的”(转引自鲍斯玛43-44)。“画的图像”不再必需，是因为通过语言描述，就可以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一幅图像，这幅图像就是语象，即维姆萨特所言的头脑中“清晰的图画”。这两个概念，不过就是将索绪尔“音响形象”换一个说法罢了。①由于“音响形象”是语音的“心理印迹”，是语言符号中所指(概念)之外的另一面“心理实体”，具有明显的“心理性质”，所以我们相信，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就是和语音勾连在一起、被语音所唤起的语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