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但人们对“现实主义”精神实质的把握，其差异是令人吃惊的。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蕴藏着人们接受这一概念时所受到的主观选择的影响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折射着人们不同的文学趣味和审美标准。探寻造成这一差异的历史过程，有助于理清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发展的基本线索。 一、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来源 “现实主义”一词在中国文坛上的流行，是1933年之后的事。此前人们在表达“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时，通常用的是“写实主义”一词（注：陈鸣树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一书，对历年所发表的创作及理论文章均有详细的目录索引，但查阅该书，早年人们所写的有关文学理论的评介文章中，并不见用“现实主义”一词。虽然不能因此绝对地说此前尚无“现实主义”这一术语， 但至少可以说是绝少使用。 1933年4月1日，静华（瞿秋白）在《现代》2卷6期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介绍了马、恩有关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等论述。11月1日， 周扬在《现代》4卷1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此后“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才流行开来。）。从总体而言，“文学革命”时期，人们在以提倡“写实主义”的创作来作为新文学创建的重要一翼时，是以19世纪后期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为参照系的。陈独秀明确指出，欧洲文学经历了一个由“古典主义”进化到“理想主义”再到“写实主义”的过程，而“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注：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答张永言》，《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 年版，第16～17页。）在此，陈独秀是将“写实主义”作为一种历史阶段性的文学形态来看待的。这一被陈独秀视为文学发展方向的“写实主义”趋近于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后者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创作特征：1.在创作的方式上，遵循写实手法、典型化方法及真实原则。2.在创作的内容上，注重社会阴暗面的题材选择和批判现实的主题立意。3.在创作的态度上，作家以人道主义作为评判生活的价值依据并持一种启蒙大众的精英心态。由于“文学革命”是为着引发“思想革命”，达到启蒙反封建的目的，因此“文学革命”时期人们所倡导的“写实主义”，关注的不仅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而是其特殊的创作内容及创作态度。这在当时的批评和创作中都体现出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就是与“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相对立的，虽然提及“写实”的方式，但重在文学内容“新鲜立诚”的效果和境界。如若仅就写作的方式而言，“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采用的倒是写实手法，甚至也是照着真实写的，但“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之所以要批判它，原因在于那种男女恩怨的素材范围及其对青年的麻醉作用。李大钊认为此类作品“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注：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茅盾指出， 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思想上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谴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重印本，第386页。）。当年鲁迅、周作人等之所以注重译介东欧弱小国家的作家作品，则是因为这些作品关注且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鲁迅曾说，自己的创作全仰仗着过去所看的百十篇外国小说，又说，创作的目的是为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转引自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小说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从其注重揭露社会阴暗面及以个人主义、 人道主义为准的来批判封建礼教的创作实践看，鲁迅的创作在以外国小说作借鉴时，侧重的确是“批判现实主义”特殊的创作内容及创作态度。这样一种侧重，是由当时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尤其是其创作内容及创作态度，成了这一时期人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判别什么是“现实主义”的重要标志。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隘化 “革命文学”的兴起，使得“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接受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人们译介引进了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3年11月1日，周扬在《现代》4 卷1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第一次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更明确的规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如果说“文学革命”时期人们是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历史阶段性的文学形态，以其所体现出来的创作特征作为参照来把握其精神实质的话，那么，“革命文学”时期人们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则是在引进一种“创作方法”的名义下，对文学创作提出特殊的社会性的要求。作为一种创作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注重的也就不是具体的创作手法及方式，而是创作的内容及创作的态度。其精神实质，较之先前的“批判现实主义”，已有了根本的不同。“批判现实主义”在创作的内容上是普泛性地关注“被侮辱与被迫害的”小人物，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具体化为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尽管作家评判生活、启蒙大众的精英姿态并没有改变，但“批判现实主义”是以人道主义作为价值评判的准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以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这一历史的必然规律作为评判现实的依据，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过程中把握现实，以展现光明前景来鼓舞人民的斗志；虽然同样是关注劳动人民，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心已不是劳动人民值得同情与怜悯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状态，而是他们的觉悟、反抗及其“火热的斗争生活”。在此，“现实主义”已由一种文学形态，具体化为一种创作方法及要求，在内涵上呈现出“隘化”的特征。 这种发展态势，在中国30年代“左联”的创作要求及创作实践中充分地体现出来。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在有关决议中，就对创作的内容（写什么）及创作的态度（怎样写）都作了严格的限制：“第一，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1）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2）作家必须抓取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3 ）作家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治下的民众生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的战斗的伟大的题材；……第二，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注：冯雪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卷一》，第4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