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坛，旗帜林立，口号叠出，而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又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那么，透过这种热闹的表象，变幻多端的背后，其本质究竟又是什么？评论界、创作界对此都给予了关注。这里我们刊发了10位评论家的短文，在继承传统与创新意识，艺术规律与市场经济，怎样看待人文精神等诸多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评论家和作家参加讨论，共同探索，以期促进文学的发展，使我们的文学真正拥有她在这个伟大变革时代应该拥有的繁荣。这也是我们开设这个栏目的初衷。 编者 位置问题之于我们，历来不被小觑而至关紧要，从英雄好汉到作家文士直至流氓地痞，都得尊卑有序地——排列得妥当，弄不妥当就会有些火并、内讧之类的事儿发生。这在过去多为个体之间的认定和较量，时下进一步有了指向群体的思考，比如文学的位置、知识分子的位置等等。 这里的“定位意识”自然不同于“霸权情结”，虽说怀抱此等情结的不乏其人。无奈这一未见得不可谓很学术的问题解决起来不能不说是很困难的，这其间缠杂不清得厉害，决不如确定一个领导层的序列抑或确定一个领导阶级那么容易杜绝争议。 即以“人”与“文”而论，若限定为弄文学的人，再向“作家”这一拨收缩一下，究其“社会位置”，时下便生出“边缘”一说，这除了是从某一角度做出的某种现实认定外，显然不无一点概叹夹杂其中。 文人及其作品是否很为重要地居过“中”，抑或向来无关紧要地靠着“边”？不怎么了解。说法自有各种各样：“天子重英豪”，大体是说“重”文人中的“精英”，并非指武功好的豪杰；“士为四民之末”，则把文士一锅端到末流，并用不着再在“士”为何物上咬文嚼字。曹丕说文章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自然抬得极高，即是时下轰轰烈烈的“经商”也还比它不得，可曹植又说文章小道，轻轻一拨就把它拨到了“大道”之外的边旁。即是现时，认识上也悬殊得很，既有聚精会力把文字当做工程来抓的，也有漫不经意把文学当做玩具来玩的。 可见，除了价值观、社会观、文学观的诸多不同，还有着说话人当下所处“位置”的干系以及某种心理情绪某种表述方式的不同。再者，这里面也很能体现钱钟书先生“围城”理论的囊括力，很有点“边缘”中人向往着“中心”而“中心”中人倒常发光顾“边缘”的兴致这等意味。 比如今之“中心”中人，一律很忙，创收、创业、创意、创纪录固然，就连赴宴，不准也要长点“鸿门”那边的手眼见识，忙里生繁、繁里生忙间若想“偷闲”，娱乐消遣上或就想到文学。一方面想“偷闲”，另一方面文人大体“有闲”，供求双方接上轨，就可调笑戏嬉着闲成一片。用文学来“消闲”跟用文学来“经国”应该是不同的，但从政、经商也正在“经国”的要义之中，正在“中心”中人之列。如此一看，文学在这里既是“帮闲”却也不妨说是“帮忙”，跟“中心”关系密切着呢，究属还是说不清到底是“居中”还是“靠边”。 其实，边缘者“中心”之边缘，中心者正是“边缘”之中心，边缘的围绕中心就是它的存在状况，一如“中心”天生要统摄着，幅射向“边缘”。在如此这般的格局中，要想“闭门即是深山”其实略无可能。 要想说得清楚一点怕仍得回到文学自身中来，回到文学自身就可看到一种靠边走的欲望和趋向，比如嘲弄理想，比如躲避崇高，比如边缘化，比如世俗化等等，都是极力往“边”上走的。自觉地离开“意识形态中心”，当然是志在边远了，将世俗关怀翻作了无条件的世俗认同，也就是乐意在跟“庙堂之高”相对的“江湖之远”去陶乐和倘佯。 情况自然也并不如此单纯，“趋边”意识不一定只造就高士隐者，文学的“对外政策”跟“内部态度”其实还是不能尽然一致，作派上也并不整体划一。我是想到另一方面的景观。比如通常可见的并无营垒就大胆竖起旗帜的，尚无存在却胡乱实施命名的，“思想”阙如便打出主义的，不见大作而大师纷呈的以及呈非精神代表却热衷精神领袖的，话说不清楚都觊觎话语霸权的等等等等，很可以说这已经蔚成当下文学圈内光怪陆离的奇观。虽然这并非靠边而真系豁边了，使明眼人一下子明白这其实就是并不新鲜的“文外功夫”，却也不能不在“位置话语”之中，就是说显见出不介意“社会位置”却究属于“文学位置”淡漠不得。当然，这其间弯弯绕得很，个中人未见得盲然于这其实倒扯不上“文学位置”的确立，仍只是一种“社会位置”的猎取，“淡漠不得”云者也还是指向着“文外”。 这点“淡漠不得”不打紧，文学风景就弄得好看煞人。那莫可名状的口号一个接一个地打，莫测深浅的才人一代一代地出，莫须有的营垒一个一个地换。发展变化乎？多元共存乎？可你只看到平原上信马由缰地撒野，周而复始地撒欢；一方面你别指望有什么站成自身位置、足以标出自身的“元”，那“元”是否已在娘胎里长着眉目亦略无消息；另一方面，联翩而至的“过时”宣判和“Pass”精神，正以漠视“共存”的姿态、挟带“进化论”高举“新时尚”，频频做出“最新”的检验和快速的抛掷、乐此不疲地扮演着猴子的掰苞米和掰苞米的猴子。 于是有了用“学术游击队”来描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旋转的批评界，而在我看来，也无妨用了“创作运动战”来指称不断改变着和被改变着招数的创作界的操作，世纪末的这场文学大“游走”使一切“证实”都可以因随心所欲而煞有介事、振振有词，而一切“证伪”也就显得虽不失道理却也只能不及要义。这样的“游走”是否“跨”着“世纪”？是否在“走向世界”？自然可以耐心着看，但在“立宗”的“勇气”和归宗的“热情”之下，走出了乔太守的做派，走出了吕奉先的风格却是随处可见的事实。而此类做派和风格的大行其道，突现出的只能是文化意识的支离破碎和自我意识的不成样态。先不谈“社会位置”和“文学位置”，作家之为作家的自我立足就并非不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