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发展的线性与非线性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当时诸家的文学研究论著进行了一番评骘后总结说，虽然各有所长，但都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显然他认为这两句话是文学研究的要旨，就是说文学研究的重点是研究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文学史虽然是个后起的概念，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的研究活动早已发生了。无论研究的是文体、风格还是内容，都离不开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 那么，什么是文学史呢？这个问题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中似乎没有成为问题：文学史就是文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过程：前后相继，传承和变革的线索及其规律。在这个看上去没有争议的陈述中其实隐含着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就是“历史发展”这个概念。历史主义相信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文学史就往往成为关于文学发展逻辑的证明。最典型的就是关于文学的继承与变革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是把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理解为前一个时代作品影响下继承或演变的结果。换句话说，文学史就是文学创作沿着一定逻辑发展的线性时间过程。 这种线性历史观影响文学史研究多年，似乎并未产生多少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出现“重写文学史”的观念后才发生了矛盾。“重写”不是“另写”，就是说不是并置，而是要擦掉或改掉先前的文学史。理由是先前的现代文学史关于“现代性”的逻辑压抑了另外一种现代性逻辑，所以要重写。但结果不是“重写”，而是加写，变成了几个不同的文学史发展逻辑线索的并置。虽然多样化的历史写作可以拓宽人们的历史视野，但按照历史主义观念历史和逻辑如何统一却成了问题。 假如不是非要把历史纳入线性逻辑的话，其实这本来不应该是问题：文学如果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在包含着多样性关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的活动过程，那么线性逻辑就有问题了。历史主义想象的逻辑统一性本身就是一种与文化生态相悖的理论观念。在19世纪的史学中已经出现了超越线性历史观念的理论和研究实践。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丹纳。他的地理、种族、时代三要素决定论被称为“实证主义”历史观，在风靡一时之后又被当作一种地理决定论理论而受到批评。其实把丹纳的史学观念称为“实证主义”就是一个概念的误置：关于民族性格的描述怎么能够实证化呢？而说成地理决定论就更是误读了：他的理论和研究都是地理、种族、时代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涉及空间、时间和社会行为，可以说囊括了文化环境的所有基本条件而成为复杂生态系统，如何形成线性因果决定论？他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说：“真正的历史只有当历史学家穿越时间的屏障开始解释活生生的人时才得以存在。”①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历史观特点：历史不是单纯的时间线索，而是时间背后存在着的“活生生的人”。 丹纳之后的史学有了更长足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对线性历史背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历史不再是线性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过程，而是在时间过程中不断展开的空间。对20世纪人文学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是语言学家索绪尔，他关于语言关系的纵聚合与横聚合理论对于历史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就是把历史从单向度的历时性关系扩展到了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向度的结合。文学研究视域因此而从时间过程扩展到时间与空间结合的关系中，文学史不再是单纯由名家名作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的链条，空间、习俗、社会性格也逐渐进入了研究视野。由此而开始了文学史研究观念和理论方面的创新。 一位当代学者在谈及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方面的问题和如何创新时，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想法： 我们过去研究文学比较注重时代、思潮以及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是发展了还是滞后了。这种侧重时间维度的文学研究，常常以文学上的进化论代替具体而丰富的文学研究，从而遮蔽了文学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单一维度的文学研究是谈不上全面、深厚和精彩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有必要强化空间维度，把“地图”的概念纳入到文学中，这样，我们的文学研究才不会流于简单和片面。② 他把这种重绘地图的研究称作“文学地理学”或“有体温的地理学”。在文章中关于这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所做的描述提到了四个方面：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作家的人生轨迹和文化中心的转移。在这里依稀可以看到丹纳的环境、种族、时代三要素的影子。 但用四个或更多的地理要素来解释文学形成与发展的特征，这种文学地理学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把历史研究引向地理决定论。丹纳被质疑为地理决定论是因为他在分析文化的成因时，地理环境往往被视为形成社会性格的一种决定性要素。这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关于希腊古典艺术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风格成因分析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但正如丹纳本人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的描述和卡西尔对丹纳理论的分析所表达的那样，他的研究思路真正价值不在于几个要素的决定作用，而在于通过地理、时间和社会几个维度还原一种活的生活过程。这不是地理学，而是多维的文化空间。 这种基于地理而又超越地理的空间观念是20世纪历史和社会研究中形成的新观念。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时空被看作一种自然的常态、一种外生变量，而并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因此相对于地理而言，具有更多社会文化内涵的“空间”概念具有更突出的意义。阐述这种空间理论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法国学者列斐伏尔。他在《空间的生产》这部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念：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在他看来，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不仅生产出相应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而且生产着社会生存和活动的空间。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形态，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但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不同之处在于，“生产空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决定论思想。具体地说，生产空间不同于直接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生产方式所直接产生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而空间则是在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基础上生成的空间秩序，这种秩序约束和构建了特定社会体系中人们的空间感知和关于空间的想象。换句话说，与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理论不同的是，“生产空间”理论关于历史的看法从历史主义的决定论转向了文化生成论。从被生产或构建的空间感知和空间想象视域认识历史，看到的不再是推陈出新的线性旅程，而是历史的非线性，是各种文化形态不断构建、叠加、融合、冲突的生成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