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20)01-0080-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取代法国成为国际叙事学研究的中心，修辞性叙事学(rhetorical narratology)、女性主义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构成后经典叙事学的三大主流学派。修辞性叙事学从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第一代发展而来，迄今已有四代芝加哥学派的学者。第一代学者以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基本原则为指导，这一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被后来的学者继承，故芝加哥学派也称“新亚里士多德”(neo-Aristotelian)学派。然而，后三代与第一代之间也存在本质差异：如果说第一代着力建构的是“文本诗学”(textual poetics)的话，后面三代学者着力建构的则是“修辞诗学”(rhetorical poetics)：从关注文本结构和其产生的效果转为关注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强调作者的修辞意图，着力分析作者旨在影响读者的种种修辞手段和技巧。这种修辞关注在与叙事学的方法相结合时，就形成了“修辞性叙事学”。后面三代学者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受到不同文化学术氛围的影响和制约，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建构和发展了修辞性叙事学。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和发展限于20世纪30至60年代，仅涉及第一、二代学者(Leitch 52-69)，而对修辞性叙事学的介绍则未以芝加哥学派为主线，忽略了修辞性叙事学是芝加哥学派的新发展。在2015年劳特利奇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人文学的理论学派和学术圈》(Theoretical Schools and Circle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Humanities)一书中，修辞性叙事学的领军人物费伦(James Phelan)发表了《芝加哥学派：从新亚里士多德诗学到修辞性叙事理论》(“Chicago”)，对学界以往的看法进行挑战，系统梳理了几代芝加哥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阐明了修辞性叙事学构成芝加哥学派在当代的新发展。为了更好地把握修辞性叙事学的源流和传承，我们不妨以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中轴，来对之加以更具历史感的综述。① 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从历史转向文本 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主要由在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执教的学者组成，代表性人物有克莱恩(R.S.Crane)、麦基翁(Richard McKeon)和奥尔森(Elder Olson)等，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探讨英语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改革。195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克莱思主编的《批评家与批评》(Critics and Criticism)，作为领军者的克莱恩为该书撰写的导论和书中收入的六位芝加哥学派学者的论文集中表达了这一学派的宗旨、原则和方法。 20世纪30年代之前，文学批评界注重文学史、作者的生平、社会背景等，而忽略了文本本身。芝加哥学派挑战了这一传统，号召将注意力转向文本，对其进行仔细考察，而不是通过各种史料来了解文本；此外，芝加哥学派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形式决定或者塑造内容。在这一方面，其与新批评实质相通。 芝加哥学派第一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传统，成为学界公认的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该学派注重情节、人物等结构因素，认为这些因素组成艺术整体的构架，支撑起整个作品，语言文字则仅仅是砖块般的建筑材料，处于从属地位。与此相对照，新批评赋予语言首要地位，注重的是语言的复杂性。这两个形式主义学派因此形成竞争和敌对的关系。 芝加哥学派还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着力建构文本诗学。与此同时，它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关注文类之间的区分，旨在建构的是不同文类的诗学，如悲剧诗学、喜剧诗学、小说诗学等，以此为模式来探讨古今文本中的各种成分如何在艺术整体中起作用，注意挖掘产生文本效果的种种原因。 此外，芝加哥学派注重批评的多元性(pluralism)。其实，它也需要这一立场来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当时学界注重文学的历史性，芝加哥学派则强调作品不仅是历史的产物，而且也是艺术整体，因此既需要历史的方法，也需要文本诗学。但与此同时，这一学派认为新批评的方法不可取，对之加以排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形式主义学派都认为自己的方法能更好地阐释作品，形成直接竞争的关系。 学界在谈到结构主义叙事学的鼻祖时，往往会提到亚里士多德，但无人关注结构主义叙事学与“新亚里士多德”学派之间的关系。②而实际上，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具有一定的相通性。首先，两者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偏重普适性的宏观情节结构。早期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情节模式聚焦于抽象的深层结构(申丹，《叙述学》21-41)，尽管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关注有所不同，但也是宏观情节类型(Crane，“Concept”620-22)。无论是新老亚里士多德学派还是结构主义叙事学，都注重文本内部结构因素之间的关系，着力建构叙事的“诗学”。 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与新批评的关系也类似于当代叙事学与文体学的关系。芝加哥学派与叙事学都认为情节、人物、时间等结构因素是最重要的，而新批评和文体学都认为语言文字是最重要的。费伦在上文提到的《芝加哥学派》一文中，辟专节探讨了芝加哥学派与新批评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费伦依然认为芝加哥学派优于新批评，并为前者在与后者争斗中的落败感到遗憾。其实，我们不妨借鉴芝加哥学派的多元论立场，将芝加哥学派和新批评视为互为补充的学派，而不是两者需择其一，而摒弃另一：对于叙事学和文体学来说，也是如此(Shen，“Future”159-82)。新批评聚焦于诗歌，而芝加哥学派则较为关注小说和戏剧。在不少诗歌(以及实验语言的小说)中，细读语言的复杂性非常重要，而在小说和戏剧中，显然不能仅仅关注语言。此外，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叙事性的)诗歌，只有同时关注其结构层面和文字层面，才能对其达到较为全面的理解。在费伦任第一主编的《叙事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中，笔者发表了《叙述学与文体学能相互做什么》(“What Narratology”136-49)，廓清了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这也类似于芝加哥学派与新批评之间的互补关系。③回顾历史，不妨假设：在当时重历史轻文本的语境中，倘若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代不与新批评为敌，而是与之联合，携手并进，学界同时借鉴这两个学派的方法，对作品展开更加全面的形式研究，④芝加哥学派本身也应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