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重新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化”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原因很简单：在中国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最近十年，文艺学学科反思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文化研究的兴起。围绕“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边界之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之争”、“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之争”以及“文化诗学”的理论倡导等构成了近十年文艺学学科争论的焦点；如果再往前溯，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之争”、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潮、“文化寻根”思潮中“文化学批评”的兴起以及“文艺心理学”研究等都显示出“文化”已经成为贯穿中国文学理论三十年的重要维度，因此，提出“文化批评的当代转型与文艺学的学科重建”问题应该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把握文艺学三十年的发展脉络。 不过，在用文化批评反思文艺学学科发展时，首先需要的却是重新认识文化批评问题。在我看来，近十年来围绕“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与文学研究”的绝大多数争论都存在着一个将文化批评狭隘化的问题：表现之一是将文化批评局限于文学研究领域，即将“文化批评”视为“文学的外部研究”，从而与文学的审美批评、形式批评、语言批评区分开来，将文学批评的社会批评、伦理批评、政治批评等视为“文学的文化批评”；表现之二是将文化批评局限为文化研究领域，将“文化研究”视为文化批评的理论资源，强化被体制化后的“文化研究”所形成的批评性、跨学科性、边缘立场等，其所关注的其实是被伯明翰学派所重新定义的“当代文化”的文化批评。其实，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不仅是单纯的文学研究内部生长出来的新形态、新趋势，也不是简单的挪用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所进行的批评实践的嫁接。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之外，还存在着第三个重要的维度，即“中国式文化批评传统”对当代文化批评的影响，而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的当代转型正是在中国问题意识的召唤下，面对文学研究的文化维度、文化研究的理论启发以及中国式文化批评传统而做出的策略选择。 中国的文化批评其实并不是舶来品，从古代的“策论”到近代的“报章”再到现代的“杂感”，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谓“大批判”，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的前身。而在这些批评文体及思想背景的影响下，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也就成为文学批评、思想评论、社会分析、文化研究的混合体。 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批评成为思想解放的弄潮儿，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直接较量和努力克服的就是极“左”思潮及其影响，其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恢复、对启蒙的呼唤、对人道的吁请、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都体现了这种政治批评强烈的时代感和批判精神。到了80年代，审美批评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的重要一翼，尽管这种审美自主性(aesthetic autonomy)的取向明显的是“去政治化”，或者“非政治”的，但对于刚刚从十年文革的精神荒漠中走出来的人们来说，美和诗意无疑发挥了强大的解放心灵的作用。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兴起使得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形成基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批评取向，并在九十年代以后集中到新儒家、国学等问题上，发展成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批评路向。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面对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大众文化兴起，一场规模空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为文化批评注入了新鲜血液。尽管讨论中出现了“逃避崇高”、“削平深度”的声音，但是对人文精神的高扬和对人文理性的重建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共识。90年代文化批评的另一趋向就是以“思想淡出，学术凸现”为代表的思想与学术的分野，用李泽厚的话说，“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①不过，李泽厚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即思想与学术的分野在90年代日渐明显，与此同时思想界内部的分化则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推向了前台②，并由此形成以崔之元、汪晖、甘阳、黄平、王绍光、胡鞍钢、韩毓海、何清涟、王晓明、王彬彬、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旷新年、张旭光等为代表的“新左派”和以朱学勤、徐友渔、樊纲、盛洪、汪丁丁、贺卫方、季卫东、冯克利、邓正来、刘军宁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③，而这场持续长达十几年的争论至今还未结束。学术与思想的分野以及思想界内部的分化所带来的就是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的多元化发展。90年代文化批评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这就是专业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八九十年代，主宰文化批评的以人文学科(文史哲)的学者为主，进入90年代末到新世纪以来，来自社会科学领域(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教育等知识领域)里有着强烈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因思想立场的差异而明显地区分为所谓的“左”、“中”、“右”)的学者以其专业背景优势，更直接地切入当前各种社会问题和复杂矛盾之中，更加从制度层面关注当代文化及其时代精神(这与以伯明翰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并不完全相同，伯明翰学人的知识背景大多文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学者，思想倾向上均与英国新左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即使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正当文艺学还在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边界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现代性”思潮已经逐步内化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视角，差不多重写了一遍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也无外乎，尽管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并不刻意打出“文化研究”的旗帜，但其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改写、因上溯“晚清”而获得的发生学视野、因突显“期刊”之于文学的意义而呈现的媒介文化视角以及更为广泛地卷入各种“主义”和“问题”之争而形成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文化转向，如此等等，都在用铁的事实证明，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文学——文化”已经变得日益紧密难以区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次冒险的历程：它不仅颠覆了“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秩序，而且最终抛弃了“社会历史背景——作家作品”的二元模式。从“文学——文化”的立场出发，文学文本首先不再指向“美的艺术”，而是直接成为思想文本参与各种文化思潮的碰撞；各种文学的、学术的体制和制度也不再是外在于作品的“背景”，而是直接参与了作家的“运思”和文本的“编织”；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学——文化”切入，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找到了一条反思现代中国的通道——如果说，在当代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日益边缘化之后，现代文学研究却因为举起了现代性的大旗而展露思想的锋芒。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各种西方文化理论的引入中，只有“中国问题”才是我们寻求发言的场域，也只有在对现代中国的反思中，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理论建树的契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相比，文艺学学科内部的这场争论多少显得过于意气用事了。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简单地固守在审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之中，文化研究也从来没有放弃被文学研究所珍视的人文立场。在我看来，在这场论争里包含着一些被放大的误会：如果没有浓厚的家园意识，就不可能产生越界的冲动；同样，如果没有越界冲动，只是“请息交以绝游”，则只能是守住了家园，却淡化了意识。当文化诗学被视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时，其实已经在方法上越了界，而文化研究更灵活地采用文本研究方法解读大众文化现象时，又何尝不是研究方法上家园意识的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