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4)05-0140-04 伊格尔顿指出：“对于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1]深受理性压抑之苦的现代人呼唤感性，“身体”的突围成了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2]。肉身似乎成了人们活着的惟一证据，所有身体上的问题即生活的问题，一批女性作家更是接受了西苏“书写身体吧，女人”的号召，生动推演了文学的“肉身化”叙事进程——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身体写作”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冲击力的“革命”先锋。 西美尔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学的假设”：从前有一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惊人地不平等”，人人都有一片土地，足以供其所需，但有些人能种玫瑰，其他人则不能。这似乎是自然之极的事，因此，起初这并没有引起什么纷争。终于有一天，有人发现这种自然差异不应天生如此，于是激烈地起来号召：每个人都有拥有玫瑰的权利，少数人有玫瑰是一种“盲目的偶然性”，必须予以彻底改变。在人民的呼声中，一个革命的政党形成了，原先拥有玫瑰的人则成立了保守党，以保护自己对于玫瑰的占有。革命不可避免，且平等主义党派必然地获胜了，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使每个人有了同等的种植玫瑰的条件。但是，自然份额不可能精确无误地均匀分配给每个人：有的人种植玫瑰时手气好一些，有的人得到的阳光稍微充足些，有的人嫁接的嫩枝更为结实些。于是，革命又围绕着不平等的残余频繁地一再上演，不知多少时间过去了，玫瑰依然自在，“继续生活在自我欢娱的美丽中，以令人欢欣的漠然对抗所有的变迁”[3]。 这一“社会学的假设”给人的启示是：追问“身体写作”的终极目标，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身体写作”与女性主义理论密切相关。在当代各种理论的众声喧哗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女性主义的提出有一个理论预设：女人与男人是完全不同的。按照西美尔的说法，女性“更倾向于献身日常要求，更关注纯粹个人的生活”，其献身总是指向生命的具体性，而不像男人那样，指向某种纯粹客观的东西或是抽象的观念。在身体感觉的性别差异上，男人身体的性别感是一种行为，需要女人才能实现；性别感在女人却是自己的身体本身，原则上不需要男人就可以实现自身，“在女人自身中就已经包含了性的生活”[3]。在性感觉方面，女人需要的是具体的男人，女人的兴奋只为确定的某个男人勃发；男人需要的却是抽象的女人，男人可以因女人而普遍兴奋。舍勒也指出：“男人感到与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距离，好像牵着一只小狗”；“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女人像娴静的大树，男人则像树上乱嚷嚷的麻雀[3]。既然女性品质更富有灵魂的财富，比男性品质要好，文化的领导权就应该交给女性。女性文化运动俨然成了一场“性别起义”：全面质疑、挑战已有理论和知识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命运，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内容。 在这场“性别起义”中，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没有自己的政党和军队，她们要推翻男性的统治，惟一可以采用的“武器”便是“身体”。女性主义者指出，男人用理性想问题，女人用身体想问题；女性不要依据男性教育出来的理智去认识生活，只有身体才是生活的原则和精神的指南，必须依据自己的身体、感觉、性感和梦想去生活，去重新发现自己，在女性身体的体态和性征的基础上，重建生活秩序、政治秩序和理念秩序。埃莱娜·西苏指出：“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4]“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5]然而，由于父权制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妇女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除了自己的身体外无可依凭，因此，妇女的写作必然是“身体写作”。西苏说：“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5] 人是二元性的生物，两性的划分使得女人、男人都成了“人类孤独最纯粹的形象”，他们之间永远在相互寻找、相互补充，异性关系是生命中必然要发生的。因此，如果过分强调男权或是过分强调女权都很容易滑入性别歧视、压迫的泥潭，只有在双性都充分发展和彼此尊重的前提下，相互之间和谐互爱才能够营造出真正幸福的生活。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的结尾就发出由衷的希望：“要在既定世界当中建立一个自由领域。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6]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里，将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女权”、“女性”和“女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整合了“女权”和“女性”，它消解等级，注重多元，反对男女二元对立或女性一元论，强调男女文化话语的互补。两性的和谐相处，理应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终极目标。因此，女性文化运动的文化意义，决非像有的女性主义者所主张的，要向男性看齐，去创造出女性化的工业、艺术、科学、贸易、国家和宗教，而是要认清自身的“女性品质”——曾被男性文化压制、排斥了的质素——为人类已有的文化增添女性质素，使文化的主体方面在品质上不同已往。作为女权主义的产物，“身体写作”的终极目标也应如是观，即为已有的文学增添女性质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