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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師範大學 文學院，西 桂林 541004 胡大雷(1950- )，男，浙江省寧海縣人；1982年在寧夏大學中文系獲得學士學位，1985年在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96年在河北大學中文系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爲西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西壯族自治區中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文選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漢魏六朝文學、文讑、文體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古文人集國》、《文選詩研究》、《詩人·文體·批評》、《中古詩人抒情方式的演進》、《〈玉臺新詠〉編纂研究》等。文字產生之後，從“口出”到“筆書”有了物質依據，所谓“修辭立其誠”也會有所保障。“修辭立其誠”在官民之間即書契，其作用就是“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百官治事有文字依據，萬民遵法有文字指示。但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隨着禮崩樂壞，“修辭立其誠”开始面臨挑戰並產生變型。其一，“修辭立其誠”經受着人神對話的考驗。當時，人神對話就許多“諛辭巧語，虛文蔓說”、“飾僞行詐”而不“修辭立其誠”的情況，人們通過文字載錄、依仗文字來達到“修辭立其誠”的目的，讓祝史對鬼神所說的承諾有所驗證，真正實現“薦信”。其二，“修辭立其誠”又經受着人與人關係的考驗。人與人之間講誠信而有所依憑、有所驗證，這就要定盟，以“修辭”來“定其誠”，但禮衰樂微的現實，使得在訂立盟約之事上已做不到彼此都“修辭立其誠”了，焚燒盟書、僞造盟書、違約的情況多有出現。其三，《春秋》記事以及“齊國太史簡，晉國董狐筆”的事例表明，“修辭立其誠”在“史”的撰作中又有着“實”與“義”、“法”辯證關係的糾結——既要合乎事實的“實”，又要合乎判斷事實的“義”或“法”。“修辭立其誠”的變型，體現了史學的發展。其四，“修辭立其誠”還面臨着日益成熟了的語言文字表達技巧的挑戰，臣下的“譎諫”或莊子的話語就是以不實话實說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修辭立其誠”的變型，從而有了文學文體(例如，賦、寓言等)合乎邏輯的生成。
“修辭立其誠”見於《周易·乾·文言》：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① 有學者闡發其“本義”說，“修辭”即“反映了從巫史作辭、正辭、用辭到春秋時期政教和外交辭令的發展”，“立誠”即“主要強調歷史傳承的官守職業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②如果僅從孔子“修辭立其誠”本是對《周易》的爻辭而言，而爻辭本是筮官所記占筮過的事和結果以供復查占驗的文字而言，這樣的“本義探微”是不错的。但此處討論“修辭立其誠”的前提是，如何以古典規則、普遍原理對應於先秦社會。當把“修辭”作爲“筆書以爲文”，即《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的“書”，那麽，“口出以爲言”的“實”要落實到文字的“實”之時，“修辭立其誠”纔有了文字的物質形態的保障。“修辭立其誠”的本義，其實是“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③。這是社會對文辭撰作者以及各種文字撰作的一種要求。“修辭立其誠”之“誠”，直接意義就是“事”之“實”——文辭撰作者出於內心的“實”撰作文辭，所撰作的文辭達到“事”之“實”。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提出“修辭立其誠”的時代——面對着“禮崩樂壞”的挑戰，“修辭立其誠”必然會產生種種變型。或仍是其本義的“實”，或是“實”與“義”、“法”的結合，這就是歷史學；或是“實”與“譎諫”或寓言、重言、卮言的“不斥言”、不直言的結合，這就是某些文學文體。 一、文字應用與“修辭立其誠” 在文字尚未出現以前，人們結繩記事、“結繩爲治”，“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④但結繩記事有時做不到“修辭立其誠”，許慎《說文解字敘》曰：“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⑤即對某個“結繩”的“事”有“飾僞”的說法。文字產生後，結繩記事“飾僞萌生”的情況有所解決，所以《周易·繫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孔穎逹疏：“夬者，決也。造立書契，所以決斷萬事，故取諸夬也。”⑥有了文字，“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⑦文字使“修辭立其誠”有了物質保障，得以落“實”，官民辦事、做事有了文字依據。所以，王粲《硯銘》稱：“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⑧章太炎說：“知文辭始於表譜簿錄，則‘修辭立誠’其首也。”⑨最早的文辭多就是實用性的登記之類，要“實”。例如，財物的登記，《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前510)記載： 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属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⑩ “書以授帥”，就是把工程預算“書”於簿册交給負責人。《左傳》昭公十八年(前524)有“書焚室”云云，就是把焚燒的房屋“書”於簿册，“書”即登記。 章學誠(1738-1801)在解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時稱：“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11)；“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12)。意思是說，文辭記載使規則固化並能夠承續下來，於是“百官”可以依規則辦事，“萬民”也知道規則。尤其是文辭記載的公開化，就是用以實行統治與百姓知曉治理規則並監督治理的。例如，刑法的訂立，魯昭公六年(前536)三月，鄭國將刑法鑄在鼎上，晉國的大臣叔向(?—前528)給鄭國的大臣子產(?—前522)寫信，信中多處說到民衆會依據公開了的、條文化的法律爭執不已：“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13) 《國語·周語下》記載單襄公評價晉厲公“言爽，日反其信”，即說話不守信用，日漸失信於民。這是“言”的隨意性、瞬間性、易改性等特性所决定的，但用文字寫下來就不一樣了。先秦時，朝廷控制下屬官員的說話不守信用，就要他們把言語寫下來，即《韓非子·八經》所謂“言陳之日，必有策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目的是以奏章爲依據駕馭臣子，亦即《韓非子·二柄》稱“君以其言授之事，尃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则罰”。又，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簡書《秦律十八種·內雜史》：“有事請殹(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14)就是說，一定要“筆書以爲文”，纔能有所依據。 以上都是說，文字的產生使“修辭立其誠”能夠得以驗證。儘管如此，當歷史進入“禮崩樂壞”的孔子時代(前551—前479)，文字書寫如王粲《硯銘》所說：“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俗以崩沉。”(15)“修辭立其誠”在經受着各種考驗的同時，難免會產生某些變型。 二、“修辭立其誠”與人神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