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4—041—045 DOI：10.13713/j.cnki.cssci.2015.04.008 罗兰·巴特在法国常被看作先锋文化的捍卫者。巴特对于先锋文化的研究，不是在于他对先锋文化的支持，而在于他把先锋文化放在当时动荡多变的法国社会的大时域中观察，力图对先锋文化的存在和价值做出有建设性的阐释。他对诸如罗布—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以布莱兹为代表的新潮音乐、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新戏剧、时装文化以及抽象画等现象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分析等，这些批评话语对后世具有很好的启迪。巴特认为在文学上，先锋派创作是对文学标准和规范的反抗，拒绝在作品中承载确定的意义，关注叙述的行为而不是叙事。巴特在《批评文集》、《新批评文集—批评文集2》和《显意与晦意—批评文集3》等中，先后表述了对普鲁斯特、福楼拜、布莱希特、爱森斯坦等人的推崇。 因此，巴特的名声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奠定的，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是谈论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写作的零度》，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文学批评同索邦大学教授皮卡尔的争执即所谓的“索尔邦之争”更助长了他的声望。 一、索尔邦之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巴特为代表的法国新批评和以索邦大学教授、拉辛研究专家雷蒙·皮卡尔为代表的学院派批评发生了一场社会反响剧烈的争执。这张论争的起因是巴特的著作《论拉辛》。1963年，巴特将自己关于17世纪悲剧家拉辛的三篇文章合为一书，以《论拉辛》为题交由瑟伊出版社出版。在书中，巴特以精神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双重视角充分阐释了拉辛悲剧人物的复杂性。此书由三篇论文组成：第一篇《拉辛人》，1960年发表在法国图书俱乐部拉辛作品的前言，论文首先说明自己是借鉴了夏尔·莫龙的精神分析学著作《拉辛生活和著作中的无意识》[1]，开头几句话即奠定了本书的主旨：“这里提出的分析完全不涉及拉辛，只涉及拉辛的主人公：它避免从作品推导出作者或从作者推导出作品，这是一种有意封闭的分析。我将自己置于拉辛的悲剧世界中，试图描述这个世界的人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抽象为拉辛人物)，但不参考这个世界的任何来源(例如历史来源或传记来源)。我努力重建的是一种拉辛人类学，它既是结构的，又是分析的。本质是结构的，因为这里的悲剧是作为一个由各种成分和功能构成的系统来处理的；表述是分析性的，因为我似乎觉得，只有一种如精神分析学的语言，才能发掘出对这个世界的恐惧，才适合描述被囚禁的人的遭遇”。[2]1巴特认为文学批评应避免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在历史和生平中挖掘作者与作品的联系，只有结构分析和模式及精神分析学的语言才能发掘悲剧的实质。 第二篇《说拉辛》是巴特关于法国国家人民剧院上演的拉辛戏剧《菲德拉》的评论，1958年发表在《人民戏剧》，巴特认为这部戏尽管是发生在过去的场景，但它也提供一种心理学和悲剧性解释的比较，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传统上人物性格阐释与悲剧的关系，而悲剧的功能结构形式铸成了拉辛的悲剧。《论拉辛》中，巴特从拉辛11部悲剧中得出结论，拉辛作品中的悲剧性不是由人物角色性格决定的，而是由普遍性的结构功能决定的，同时，无意识和潜意识也是决定悲剧性的重要方面，比如巴特分析拉辛的著作都含有一个俄狄浦斯式故事，家庭结构成分都比较相似，都会包含有“乱伦、攻击、杀父、英雄颠覆等拉辛的基本行为”。[2]38 第三篇《历史还是文学》，1960年发表在《年鉴》上。讨论了为何有关拉辛的很多批评著作是失败的，其中也包括雷蒙·皮卡尔的博士论文《拉辛生平》，巴特认为当批评家把作者与其作品相联系时必然求助于心理学这最不可信的东西，把拉辛当作他悲剧的源泉那就只是解释，而不是历史。在巴特看来：“在研究人的一切方法中，心理学是最不可信、最具时代标记的。因为实际上，内心自我的知识是虚妄的，存在的只是表达这一自我的各种不同方式。拉辛可以被多种语言阐释：精神分析的、存在论的、悲剧的、心理学的(还可以发明别的，而且将会发明别的)。这些语言没有一种是中性的，然而，承认无法说出有关拉辛的‘真实’，恰好就是最终承认了文学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存在于一种悖论之中：文学是一种物品、规律、技巧和成果的总和，它在当今社会的总体经济中的作用恰好在于使主观性制度化。要跟上这一趋势，批评家就应该使自己成为悖论，公开表明这场让他以某一种方式而不是以某种另外的方式谈论拉辛的必然的赌博，因为他本人就属于文学的一部分。这里的第一条客观规则就是宣布不存在中性的阅读方式。”[2]167 巴特这种将精神分析和结构分析结合的新批评遭到皮卡尔的猛烈攻击，他于1965年9月发表《新批评还是新骗术？》指责巴特的评论故弄玄虚，巴特的阐释方式是对经典悲剧家拉辛以及文学批评的科学性的亵渎，是有关拉辛戏剧的不负责任的论述。皮卡尔言辞激烈，文章开篇即对法国新批评作了抨击：“近年来，法国文学批评已经被一群古怪甚至疯狂的人所玷污了。他们大多对利用新技术的作者感兴趣，这些技术包括精神分析或精神分析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性批评，存在主义或者现象学批评·或者将这些批评联合起来运用。……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这场运动被定义为解释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或者简单称为新批评，新批评者们享受一种辩论大于智慧的工作。但是这没关系，这件事情表面上的重要性并没有大于它实际的份量。就拿评论拉辛来说，我们所依据的必须是拉辛的个人作品，而不会依据一个被定义的意识形态概念。”[3]161在皮卡尔看来，巴特对拉辛人物的多元论阐释不仅冒犯了拉辛崇高的悲剧作者地位，冒犯了正统的实证主义批评的权威，而且也冒犯了他所代表的大学的学术权威。皮卡尔在攻击了赞成新批评的批评家之后，立即对巴特的《论拉辛》全面开战，皮卡尔提出了严厉的谴责：首先，巴特运用新技术即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是不顾拉辛戏剧本身的没有历史根据的无稽之谈；其次，结合巴特在《批评文集》中提到的观点“写作采用的观念不必是历史的观念，文学的存在就在于对感觉和激情的自我表达。”[1]皮卡尔认为巴特的理论导致批评意义的确定性丧失，批评家只是在说话，而没有说出有意义的观点；另外，皮卡指责巴特的批评是一种粗俗的批评，甚至“还融入了一种粗野的性意识，以至于人们必须重读拉辛，以使自己相信他的人物是不同于劳伦斯笔下的人物。”[8]170最后，皮卡尔还总结，巴特提出的术语是不科学和不明确的，“其批评本身或多或少只是一种虚幻”。[3]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