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来，有关“中国经验”的讨论成为理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验”的提出是抵抗无孔不入的全球化的一大策略，是文学创作与批评向本土与传统文化同归的信号。也有学者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表述，是中国文学文化自信并自立于世界的表现，因而成为全球化中的“亮点”而受到关注。还有一些学者则表达了对这一概念的无所不包，以及隐含其中的某种自我封闭意识的忧虑。本文主要从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角度，探讨“中国经验”与此种中国形态之间的关系。这首先要从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说起。 一、问题：“中国经验”是中国人的经验吗？ 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艺运动为标志①，已历80年，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其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多元共生的时代语境中，也愈发凸显。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及与更加丰富的其他形态文学批评的对话与交流。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总体问题，体现在研究中的本质论与思维惯性的难以祛除，其中包括预设东西方的差异，一味强调西方学者对中国语境、国情的隔膜、误读，由此倾向于认为“中国经验”只有身在“现场”的中国学者才能阐释，其阐释也具有某种先在的权威性。这里说的预设指不少研究者很少明确说明西方学者的哪些论著、观点存在着隔膜，以及原因何在，而是先验地断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德国学者顾彬曾经谈到他对“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中国”的不解。他认为：“要理解，必须先和被理解的东西之间有距离。只是在某事向我客观地显示的时候，我才能对它进行反思。”“否认西方人有权根据西方的材料以形成他们自己关于这个‘中央帝国’的理解，却坚持要他们使用中国术语和思想倾向，就是完全荒谬的。”②他在另一篇文章《我看当代德国哲学》中介绍说，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发现，人作为会说话的有生命之物，生存在一种交流对话的共同体中，因此也生存在一种世界性的进行论证、论辩的共同体中。③基于此，所谓“中国经验”应当建立在东西方交流对话的共同体中，而不是一味排斥与中国“有距离”的西方学者的有益主张；特别是，不能以这种排斥来标榜自我认识的“正宗”和“纯粹”。无论从一般哲学上还是从语言诠释学上来说，一个封闭在“我”之中的人无法认识“我”究竟是什么，就像雅斯贝尔斯说的，“如果我只是我自己，我就得荒芜”。雅斯贝尔斯把“交往”视为他的哲学的基本词汇，认为只有在人之间才有交往，真正的交往就是在对话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共同体”。④ 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全部文学批评工作可以看作对话；参与对话的双方或多方应当抱有共同的信念，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寻求到真理。这一真理存在于文本之中，也存在于文本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之中。在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托多洛夫那里，批评是对话，也即多种声音的汇合与交织，他将“真理”视为参与对话者为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一种调节对话有效进行的原则或机制，而不是唾手可得的某种固体存在物。他认为： 教条批评获得了批评家的独自；内在批评(以及相对主义批评)达到了作家的独白；不过是多种内在分析算术相加的纯多元论批评使几种声音并存，但却缺乏听众：好几个主体在同时表达，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分歧所在。如果我们接受共同探索真理的原则，就已经在实践对话批评了。⑤ 中国现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历史上曾陷入过教条主义批评的困境；新时期以来，也屡被指摘为教条批评。其原因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不顾中国文学实情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也因为这种批评由于缺乏对话的意愿和努力，往往沦为托多洛夫所说的“批评家的独白”。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势单力薄之感，进而强化其面对各种批评形态风起云涌之时的防御性心态。何况如前所述，对国情或“中国经验”的认识，必须建立在与各种思想、观念及其批评形态交往与对话的基础上。 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目前中国的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次挑战，不管是对中国本身的模式而言，还是对国际上多种不同模式而言都是如此”。根据对“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验给予我们在更深程度上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而且是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方向，这并非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理论原则，而是一个科学的、文化的并且总是大胆开放的政治探索。”⑥中国在政治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胆开放的探索与实验，并没有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得到应有的回应；相反，开放性与对话性成了中国学者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惯性的研究思路、陈旧的话语方式。在批评写作实践中，则体现为批评观点、批评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无意义重复，批评思路的分裂、自相矛盾，以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的榫卯不接，圆凿方枘。这些情况在其他领域同样存在，但低水平的重复，牵强附会，自说自话，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显得比较醒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如王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又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而提出这一观点的目的，除了继续深化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也是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的问题”。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