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8)01-0085-09 在今天，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接受，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问题了。2008年9月，法兰克福大学召开了由中、德、韩、日等国学者参加的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在东亚尤其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国际会议。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一书，其实标明了两种颇为有趣的立场分野：德国学者，例如霍耐特会责备法兰克福学派诸子抱持一种从未稍加掩饰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他们事实上并不掌握能够真正解决或澄明中国问题的力量，而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兰克福学派多少有一些误读[1]；对中国哲学素有研究的何乏笔则认为，对于批判理论跨语境有效性出现的困境，一个值得推荐的纠正方法是重新回到当代汉语哲学的思想资源中去，比如我们今天应该重新发现1958年新儒家宣言的智识活力[2]；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例如傅永军则遗憾地指出，社会批判理论在中国被落实为一种学术话语，而没有演化成为一种用于改造社会的实践话语[3]，用中国法兰克福学派一位著名研究者赵勇的话来说，法兰克福学派于中国而言，不过是“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4]。西方学者大抵上关注的是对批判理论跨语境普遍意义的失效，对其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偏见进行了后殖民的批判，而中国学者的批判欲望其动力来自于一种期待的落空：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人力和精力进行的西方取经这样的伟大实践，并未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样的反应让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萨义德多年前的一个观点：在《理论旅行》中，萨义德指出，卢卡奇的阶级理论价值在于，他是对当时政治语境的一种理论回应，但是，在其追随者戈德曼那里，这套充满革命激情与行动理想的学说，却转变成了分析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精神结构之间同构关系的客观的、冷冰冰的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理论[5]。也就是说，批判理论的价值本来在于其政治功能，但是，它在中国如今变成了一个与现实隔绝的知识体系。在这里，无论是德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有意或者无意，都共享了一个集体性共识：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其意义的实现，有赖于该理论的挪用潜力。考虑到法兰克福学派毋庸置疑是一个标举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理论，这样的功能性期待似乎并无不妥。毕竟，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大家熟悉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更何况批判理论自我标榜它与所谓传统理论的区分就是专事批判，如果它在中国失去了批判的对象，就好比庄子笔下的宋国人想要到断发文身的越国去兜售帽子一样，必然无所用之。而且，比这个更糟的是，批判理论在中国获得了它所批判的传统理论的那种接受待遇，它变成了有待阐释、有待证实的某种社会理论，而批判理论家们并不希望他们的读者们止步于对他们理论的知识性理解。 由此思路出发，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的发生进程与客观意义，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另类的认识视角。我们可以分成这样两个逻辑上相关的层次对此加以讨论：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进入到中国来，是否确实如研究者们所指出的，耗尽了其战斗能量，转而变成一种无所用于社会的知识体系？其次，如果事情确实如此，也就是说，它不具有挪用价值甚至潜能，我们该如何评价？ 作为一个具有自觉批判意识的学术团体，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诸子的共同出发点，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采用了不同的学科视角，例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理论、文学批评、心理学、美学，等等。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法兰克福学派一部分人逐渐淡出了学界视角，最后获得了重视的，只剩下被认为是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消极否定面、反映其最后成果的哈贝马斯，以及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后者均可视为文学批评家、美学家。前者的支持者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哲学、政治学和社会理论学科，一小部分在中文学科；后者主要集中在中文学科，一小部分在哲学系或哲学研究机构。前者将批判理论变成一个如何完善现代性设计的事情，就是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提供合理化辩护，完善统治技术；后者关心的是审美经验，与文化消费时尚和小资趣味紧密相连。虽然这两者之间甚少发生互动关系，但是其共同之处都在于：他们都放弃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对现代性的强烈批判立场，并且将批判理论转变成了对于社会现实并无特别敏感反应的客观知识体系。在这里，强调现代性尚未完成、因而有待以积极的姿态重建的哈贝马斯，得到了远远超过其他人的强烈关注①，至于阿多诺这样悲壮地强调永不妥协地否定的理论家，也仅仅被当做保持一种激进立场、具有审美效果，但与我们的社会生活缺乏内在联系的智识刺激符号，获得认可。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趋势本身就是社会研究所的哲人们内在张力的一个结果，法兰克福学派所师承的卢卡奇虽然一度是冲上匈牙利革命前线的军事指挥官，他的学术著作与其革命生涯密不可分；但是社会研究所在其成立之初就标榜自己跟具体的社会运动保持距离，而且当受到批判理论启示与鼓舞的大学生们占领大学校园的时候，阿多诺的反应是打电话报警。事实上，一种社会理论，如果不与某些社会运动相关，不跟具体的政治实践发生互动关系，它很难不成为具有不及物性的一个能指符号系统，充其量最多也就是某种精致的符号游戏或者理论菜谱中的一套新菜系。但是无论如何，法兰克福学派作为左翼理论家，毕竟还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尽管这些批判可能总是错过了实现的机会，但是它还可以宣称自己保留了革命火种，宣称自己是抛向大海的信瓶，也就是说，它的革命力比多还是以学术力比多的形式保留下来，寄希望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