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文学史断代概念。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这一文学过程分解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阶段。和“20世纪”一样，“近代”、“现代”、“当代”也是表述时间的概念，而且，由于这三个概念所包容的历史内容及其对文学的制约和需求不同，三个时期的文学确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表征，据此来研究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和“20世纪”不同，这三个概念虽然也是表述时间的阶段性的，但它们却带有明显的历史人文色彩，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指向，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依据这种社会政治革命的分期来划分文学发展阶段，又必然会有削足适履之憾。事实上正是如此。对政治分期的依附，意味着对政治尺度的依附，其结果必然是对文学史固有尺度的相对漠视甚至放弃。于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过程可能被腰斩，使二级分期上升为一级分期，而且会导致对分界线的错认；同时，分期标准直接关联着评价标准，对文学现象的错评误评也会在所难免。 由于传统的文学史分期，致使从学界到一般社会读者，都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印象，似乎与古典文学相颉颃的新文学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才开始发生。殊不知这种认识是有悖于事实的。虽然，“五四”文学革命表现出了更为彻底、更为强劲的叛逆精神和摧枯拉朽的力量，但是，从新文学所必备的基质和由其所决定的基本倾向而言，早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种文学就已萌生并初具规模了。 这由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 一、白话文的提倡 白话文的提倡一向被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和表征，可是早在1897年裘廷梁就已响亮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他从国之兴亡的高度，异常尖锐地直陈了文言的弊端： 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 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言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从裘廷梁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第一，废黜文言是因其误学、误民、误国，立足点在于开发民智，振兴中国。与“文学革命”论者相比，都是把倡兴白话视为相关于历史变革的必经环节，“工具革命”的意识已相当明确。第二，在其对白话“八益”的具体解释中，已涉及到有利于发展创造性思维的问题，即“六曰炼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恃熟读，而恃精思，脑力愈浚愈灵，奇异之才，必将迭出，为天下用。”第三，从语言文字的价值认定来说，对文言实用价值的否定自然在于首当其冲之列，而对传统文人势必固守的最后防线即美的价值确认问题，也从语言发展的规律上给予了有力的批驳，断言“文言之美，非真美也。”第四，对文言之为害的愤激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历史上虽然白话文（主要是白话文学）也流传多年，但作为文人的价值认定，尤其是把它与文言文对立起来进行褒贬，弄成不两立之势，这却是裘文为代表的新工具革命的功绩。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知道，无论从其内涵的历史深度，也无论从其价值认知的正反框架设置和倡导者的基本态度上，这时的批判与倡导，和“五四”文学革命时的白话文运动，并没有内在性质上的隔世之别。相反地，作为肇始于上世纪末、张大于本世纪初并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前提和构成部分，表现为“工具革命”的白话文运动，早在这个时候就已开始了。 嗣后，陈荣衮也积极予以响应，发表了《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进一步阐发了裘廷梁的观点，指出：“大抵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裘廷梁、陈荣衮的观点，与梁启超等变法核心人物关于言文合一的主张是一致的，事实上代表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思潮。 蔡元培先生曾明确指出：“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那时候最著名的白话报，在杭州，是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在芜湖是独秀与刘光汉等所编，在北京是杭辛斋、彭翼仲等所编，即余与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闻》与《警钟》，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语说各一篇，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这段带有论断性的话，在文学史界有重要影响。可是，在我们全面而且准确地把握白话文运动及其与现代语体的文学发展过程时，有两点却不得不给予重新的认识，因为，蔡先生为了估评或者说着重为了说明“文学革命”的意义，强调的是“事实”的一个方面，而若从我们所说的角度看，“事实”则还有另外的一面。其一，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看，虽然事实上白话文并未全面取代文言文，但就当时的主张来说，对崇白话废文言的对置性认识还是相当深刻的，“主张以白话代文言”，并非自“文学革命”始。其二，把白话文的倡导与文学革命联系起来，确实是从《新青年》揭起“文学革命”旗帜时开始的，但这也并不等于说，前此的白话文倡兴于新文学变革没有作用。实际的情况则是，当时的白话文热潮即为维新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倡兴又转过来推动了维新思潮的发展，也就是说，“工具革命”和近代启蒙主义思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件事，二者不能分割。作为“工具革命”，当维新思潮重点强调改良政治、智民益国时，它所突出的当然是普及知识的作用，但一俟维所派变法失败转而求诸文学的社会作用时，它也便立即就成为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思考对象和倡导内容了。因“小说界革命”的鼓吹和倡导，发轫于本世纪初的小说创作热潮，从其主流或主干部分看，即可视之为白话小说的热潮。至于众所周知，最能代表这个小说潮成就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所用的就全是白话，尽管还不能完全脱尽文言的痕迹。总之，正是这次白话文热及与之相呼应的白话小说热潮，开启了20世纪现代语体的文学革命的先河，并为其发展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