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084-06 近几年，欧美一批前沿学者的专著，如法国学者米歇尔·法布尔的《问题世界的教育》、克洛德·雅沃的《后现代性的悖论》、皮埃尔·玛丽的《信仰、愿望和行动》、比利时哲学家米歇尔·梅耶的《论问题学》、艾蒂安·巴利巴尔的《主体公民与哲学人类学随笔》、英美学者戴维·刘易斯的《论世界的多元多重性》等，尤其是法国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会长让·贝西埃的《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积淀了一种当代性观念。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潮流。笔者从中看到了这些思想和这些学者们对现代性危机因素的消解。 从思想方面对当代性的集中总结大约自2008年，即西方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年份开始。 当代性在文学创作中的第一个反映，或者说，当代性思想的第一个特征是，以超个体性的人类学视野(人学视野)或人类学制作(人学制作)，代替了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传统小说里个性的人类学视野和人类学制作。 学术界常有人谈论文学创作的人类学转向，这个说法是模糊的。其实，自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开始，小说创作就一直是以人学视野和人学制作为核心，但当代以前的小说创作是以个性的人学视野和人学制作为主线的。例如，现实主义把小说视同人生的叙事，它的人物是源自生活，高于生活的个性化的英雄人物；现代主义把小说视同为主体的问题性，现代派小说的人物是主观化的个性化的问题人物；新小说希望另辟蹊径，它的人物在物质主义的表象下仍然是个性人物；后现代主义把小说视同对超级个人主义的展现，后现代小说里总有一个超级个性人物在反思，通过反思颠覆他之前的所有价值。当代小说的超个体性的人类学视野和人类学制作特别从人种学小说、后殖民小说和非西方小说中获得了自己的源泉。它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小说之人类学制作的种种限制的回答。它与现代、现代主义、新小说、后现代小说形成了三重对比，即原型处理的对比，意外性处理的对比，独特性和范式性处理的对比。这三重对比彻底更新了人类学的展示，也导致了差异的展示。 当代小说拆解了个性的人类学制作，不与个性之人类学制作的认识论蕴涵和解读约束相混淆。它所提供的人物不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英雄人物(但保留着英雄幻想)，也不再是现代派小说的问题人物，而是普通人、一般人、任何人。当代小说的反思也与后现代小说的反思不同，它不再是一个被隔离的超级主体个人的活动，而是许多个性和一个社会的反思；反思也不再仅仅是颠覆传统价值，而是给出许多可能性。当代小说还放弃了把小说等同于文学和语言的观念，这是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真正的决定因素，是把小说建构为某种原型的主要手段，个性的人类学制作最终与这种原型相关联并臣服于这种原型。所谓超个体性，就是说，我们从当代小说的人物身上，除了看到这个人物自身以外，一定还能看到他者、他性，一定还能看到集体性，看到本民族的文化，看到其他民族的文化，除了看到现在性以外，还能看到过去，看到未来。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那种追求鲜明个性、反思个性之问题性、展现超级个人主义的形象被当代小说之超个体性的融会众多个人、众多文化、众多时间和空间的集大成性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超个体性是对个人主义的颠覆和消解。 自古罗马时代起，个人主义就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元素之一。西方现代性所张扬的个人主义的渊源是多重的，如古罗马的私法和雕塑艺术、笛卡尔与上帝创世说和柏拉图先验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决裂时对个人重要性的过度张扬、加尔文新教改革在民间的广泛影响、洛克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影响等。个人主义是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个西方人绝对要掌握自己的一切，他不会让一个政党、让自己的上司、让国家领导人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决定与自己相关的任何事，他一定要行使自己的决定权。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所憧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东欧和一些东方国家得以实现，却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西欧实现，除了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能量以外，个人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于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计发展，而是由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持续不断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的麾下容纳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争取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是正确的。然而，过度甚至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极端膨胀的个人欲望也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因素之一。加尔文的天职观与“预定论”捆绑在一起。所谓“天职观”是说，在世俗工作中的加倍努力是一种天职，是对上帝圣选的最好报答。所谓“预定论”是说，一个人的灵魂的得救是上帝预先确定的，圣礼、忏悔等一切宗教仪式都不是获得拯救的途径。因此，加尔文的新教轻视宗教仪式。因为每个教民都担心自己成为上帝的弃民，都努力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于是，在自由市场的语境下，加尔文的天职观和“预定论”就使教民们完全放下了传统宗教伦理的包袱，肆无忌惮地挣钱和谋取个人利益，把个人主义引向某种极端。 当代小说的第二个特征是，在小说情节和总体结构方面，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二重性代替了传统小说中独特性和范式性之二重性的优越地位。西方小说理论基本上是用独特性和范式性的二重性来阐释个案与类型的二元性的，这从乔治·卢卡奇到托马·帕韦尔的著述中可以读出①；米哈伊尔·巴赫金亦未能摆脱这种见识②。在上述二重性中，个体性与典型性、典范与规则、个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显然应该予以建构。但这种二重性中经常出现两种空虚感，即独特性中缺乏普遍性和规律性，而普遍性和规律性缺乏演示。西方批评界在谈论小说时，特别是谈论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时，论述了缺乏普遍性的这种独特性和缺乏演示的这种普遍性。当代性的小说观认为：小说其实是偶然性、任意性的体裁。现实充满着偶然性和任意性。偶然性并不排除必然性；它甚至预设了必然性，即必然存在着意外性。Fortuit这个词本身即具有意外性和必然性两种含义。按照偶然性和必然性组织的任何展现都是可接受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偶然性和必然性都是可观察到的，当它们可观察时，就成为人们行为的某种实用性问题。按照偶然性和必然性安排的任何展现都是行动的问题本身，小说依据这个问题形成自己的媒介特色。这样，当代小说就以自己的叙事来演示偶然性和必然性这种双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