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就可以敏锐感觉到当代中国文学所经历的变化，那就是从意识形态的总体化实践转化为文学实践。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变化显得更加清晰。文学摆脱了过去的历史语境，进入到一个空旷的、轻快的失去了历史重压的一种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文学越来越像消费文化和娱乐形式。尽管说，文学艺术这种文化形式，在任何时候总是隐含着意识形态，但像过去那样明确固定的意识形态显然是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更轻松隐蔽的消费主义的时尚意识形态。大多数人难以接受也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但很可能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它使当代中国文学与过去漫长的变革年月所形成的那种经验完全悖反。这又使我们重新去审视，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建构的。这种历史断裂的真实含义和影响到底意味着什么？文学的未来发展方位在哪里？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现代性与历史性 探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建构过程，可以一直看到，那些艺术变革的各个环节，转承的部分和线索，都与“历史化”观念相关，“历史化”观念的变化及其处理方式才是根本的更深层的变化。 这种理论动机与处理主题的方式，表明了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理解当代中国文学变革发展的理论的愿望（注：现代性：现代性即是指在十八世纪以来在社会组织、政体制度和精神生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它表明基督教世界向世俗化世界转型，表明人类生活开始具有了整体性的和方向性，并且无限制地在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延伸。人类社会因此趋于建立高效率的民族—国家；建立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形成有效的经济秩序结构；并且创建了各种学说和知识体系。总之，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整体性、广延性和持续性。）。这意味着，20世纪最后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经历着的变异是一种世纪性的深刻变异，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变异——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过渡时期，21世纪给文学提供的并不只是一个纪元性的时间标志，而是文学（或者说文化）选择了这一纪元性的时间标志作为转折的依据。 因而，从理论的描述上，所有这一切变异，都集中体现在“历史化叙事”变化上，原来以历史观念为轴心的那种宏大叙事，经历着艺术形式、个人化体验、反叛性的欲望表达、消费社会的审美时尚等等的冲击，这些被认为是社会秩序、剧烈变动的社会现象，使我们再也无法在原有的基础上来看待问题，并作出价值判断。我并不想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化这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之所以使用“历史解构”这种分析角度，在于对这种历史变化提示在学理上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描述体系。从总体上来说，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同样处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它与五·四时期，与十七年乃至于与文革时期，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都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对抗冲突的内在线索，那就是以现代性为精神导引的内驱力。但也正是在九十年代，在现代性的尽头，文学告别了过去的历史。 “历史化”构成现代性叙事的显著特征。尽管欧洲和中国古代部分别有“史书”和史诗，都有历史叙事的传统，但在古典时代，“历史叙事”以编年史的形式展开，它没有把书写历史与改造现实（变革现实）相联系；也没有给历史的以“合目的性”的准确含义。现代性叙事则是明确意识到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关系，历史在叙事中获得了“进步”的合目的论的发展形式。历史因而具有完整性，有着必然的本质规律。中国这样的寻求历史传统向现代性转型的文明中，现代性诉求表现得尤为强烈。由于西方在其文明自身内部生长起来向现代性转化的因素，依靠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力推动，从而有序地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在社会的思想意识塑造方面，也依循着自身的传统转变递进。而中国的现代性则在西方强烈的挑战情形下，在外力强制性推动下，发生社会剧烈变革，它把西方几百年累积的变革，压缩到几十年完成，这必然使它要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在思想意识方面，则是更倾向于急切的变革。重新书写现实，使现实具有新的含义，并且获得全新的历史前提。一种完整的重新起源的历史与现实就被建构起来。重新书写历史与现实，就是一种“历史化”过程。“历史化”说到底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它是在对人类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有着总体性的认识，并且是在明确的现实意图和未来期待的指导下，对人类的生活状况进行总体评价和合目的性的表现。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是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中国是否有着自身起源的现代性的因素（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可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台北商务出版社，1966/1992；甘阳：《中国社会研究本土化的开端》，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3,1994年。第28页下。或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1998，第26-41页。），尚有待争论，但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强力刺激下开始形成的。不管其缘起有多少中国自身的因素，西方的刺激使其作出的反应具有急迫性。强烈的社会变革，以至于暴力革命。在相当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看来，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存在不断激进化的倾向（注：关于近现代中国不断激进化问题，可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结话》，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以及拙文《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这些论文均收入《知识分子立场 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是否“激进化”，以及这种激进化的必要性，可以再加以讨论，但有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确实存在急迫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