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充满着时间与空间上的困境。文学时而徘徊于纯文学、通俗文学的主流支流的航道；时而从中心走向边缘；时而沉浸于先锋、新潮颠覆传统的狂欢；时而陷入某某主义冲击波的困惑，等等。当下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一个转型期社会文化的“缩影”。就文学自身言，它更多表现了文学思潮的多元形态。因此，细致辨析9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的流变线索，能够寻觅到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坛诸种现象的脉搏。 在现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秩序变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短短的时间里文学出现了一些有规律性的思潮涌动的起伏现象，从而表现出当下多元走向的文学特征。90年代中国文学的开始，是在经历了一次文学低谷里的挣扎之后。首先，我们的作家面临着“生活原生态”和“个人心理经验”的两难写作困境的徘徊。这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经济的迅速增长，与“文化失范”构成了不协调的情境，文坛出现了“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现象。率先由批评界挑起话题，如什么“新时期文学的神话已经讲完”、“新时期文学终结”、“后新时期文学”种种提法相继出现，而创作界经历了文化寻根的重大突破以后，又有一度文学先锋实验的创作探索，再次不甘寂寞地推起文学革命的新潮夕。活跃在文坛上的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王朔等年轻作家，以表现普通人生活的原生态为主旨。他们不再将文学写作赋予社会“中心化”的实践功能，不再讲述“大写人”的故事。文学中的人物变成了角色、符号，或者“小写的”个人。他们身上的历史、文化、精神的神圣灵光已经基本消失，保存的仅仅是最底限度的生存欲求，或个人心理的窃窃私语。七哥、小林、印家厚这些人物不是作家所要体现的典型意义的性格，而是鲜活的展示在人生烦恼，生存困境中的不同“活法”。比如，“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服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入托，如何将老婆工作单位离家近一点，等等。他们写尽了小人物的不如意，甚至无奈的日常生活的真实。与此同时，又出现另一部分作家的创作新追求。他们从忠实客观细节的真实，转向勾勒主观心灵经验的真实。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余华的《呼唤与细雨》、《活着》，这些作品带有自传体的写作方式，以儿童或少年的眼光叙述“昨天”的故事，旨在凸现出个人的心理经验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他们对“叔叔一代人”命运与心灵的反思，是对“昨天”的苦难生活的回味。尽管他们的审视与回眸很少站在这段生活之外稍加评述，但是缺席的主体，或者说，省略的“今天”，恰恰是不说之说。沉默是金。这不只是作家写作的策略，而是呈现出无以名状的情感融入平面化的叙述之中。如果说方方、池莉等等作家是以直面现实揭示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烦恼，那么，王安忆、余华等作家是在平面的叙述里反映现代人内在情感的本原状态。正是这些作家的自觉努力，90年代初，文学从内到外对传统的写实意义进行了颠覆。这里有作家困境中的追求和选择，也有变革阵痛中的积极调整。 其次，90年代文学对传统历史主义的挑战，掀起了文学的主观化、个人化、当代化的历史写作革命。这个浪潮实际是上述“写实意义颠覆”的再度冲击。或者说，写实的作家从历史中寻找深度，在重构的历史中走出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迷茫。为此，历史重新理解后所展示的文学姿态，构成了文学史意义的思潮新景观。93—95年间，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与《故乡相处流传》、陈忠实的《白鹿原》、尤风伟的《石门夜话》等等作品，无论是写传统历史还是反映现代历史，不仅掺入了大量正史之外的野史，而主要的是历史成为创作者的精神史、心灵史，甚至变成了可以任意虚构、演义的历史。《白鹿原》是一部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中国农村色彩斑斓的长轴画卷。但作者在扉页上援引巴尔扎克语，题辞为“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试图表达作家不同以往的现实主义历史观。由此，传统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叙述完整的、有头有尾的历史故事，展露人物的生平思想发展，在线性的情节演变中凸现性格。这些在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家的笔下已经变形，甚至完全地更改了原有历史的叙述模式。以《故乡天下黄花》为例，小说叙述历史故事从民国至土改再到“文革”。这段史实是大家已有定势的，它们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是那样。但是小说给我们恰恰正是不应该的那样：小说由民国初年的“村长的谋杀”引出孙、李两家的世代争斗；40年代抗战中间孙、李两家后代的事件；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凸现“翻身解放”，甚至“文革”的故事。小说在故事的发展，人物的经历中，不是传统的历史纵向叙述、道德评判的必然性，而是更多地写出了人生无常和伴随着人物命运的偶然性。历史的功过评说也更多带着讲述者的立意和主观的追求。小说的故事，或者历史主要是作家创造性的叙述，非过往思想、意识形态的注脚和阐释。这种叙述空间的变更和拓展，从历史延伸到现实，从单纯形式变为了有意味的形式。这期间，不容忽视的一支创作群体，即由主观历史的创新，直接转为了作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式的写作。以陈染、林白、格非、韩东、鲁羊等为代表的一批更年青的作家群，将历史叙述“话语”的颠覆，完全变成了整体性的自觉意识和行为方式。写作成为他们个人的“成长经历”、“孤独旅行”的泄泻，从历史的中心位置转向边缘。一切呈现出“个人话语”在创作中的意义。陈染的第一部长篇《私人生活》从书名就已经表明其写作姿态，在个人的空间（象阳台上龟背竹）里叙述女性的姐妹之情和男女之恋，或者是自我的放逐。边缘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无法用整合性主题、普遍性情境或作品本身的完整性所能囊括的鲜明特色。如果说苏童等作家的新历史创作，在主观精神世界叙述着故事，终归有一个“历史”的轮廓，那么，在陈染等人的作品中，写作完全处于松散、自由和世俗化的状态。由此，文学在更大的范围里有意回避意识形态的种种需求和规范，而内在的个体生命获得了近乎夸张的珍惜和过度自爱的凝视。文学前所未有地融进了生命的美与忧伤之中，再一次涌动了90年代中国文学革命更大的潮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