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9；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3)06-0031-0 对宇文所安来说，文学的意义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中心，文学史研究应该凸显文学的当代价值，由此，文学史研究必然是诠释性的。在他看来：“只有在诠释中、也只有通过诠释，事物才拥有价值。”[1]为此，他在文学史研究中突出个人体验的重要性，突出现代人的情感与古典诗歌的沟通。这种方法使得古典诗歌成为完全现代意义上的作品，他看重的是古典作品的文学意义。他将古典的东西当作一种活生生的审美对象予以感受。 在《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一文中，宇文所安说：“‘中国文化’一词的创造，使得曾经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国有的财产”，而“在19世纪的动荡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普遍性的，而不是视为国家性的”。[2](P.345)晚清以前的中国文人对自身的文化具有高度自信，他们在“天下”的观念中理解中国文化，以此认为文明的边界不在地理，而在人对文明与文化的共同对话。在宇文所安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之处在于，它们可以提出问题，并呈现不再可能存在的表现与描述。它们提醒我们现代的局限，它们离我们很近，但是却又不可企及。它们是一种遗产，但它们是人类的遗产，人性的遗产，而不是民族国家的”。[2](P.350) 宇文所安清醒地认识到，人文学术在现代性的语境里面临的是如何反省现代性的问题，因此，以中西对立的思维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处理的学术研究方式，从根本上错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只有真正走出中西对立的二元化思维，才能对中西文化进行自由的比较，在中西文学之间尽情地享受他们的艺术美感。“来自不同传统的诗歌可以彼此交谈”[3](P.4)，这是在打破这种二元化理论思维之后的比较诗学的最终目的。宇文所安致力于这样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有没有什么途径，使我们可以把中国诗和其他国家的诗歌放在一起阅读，对它们一视同仁地欣赏，同时也从新的角度看待每一首个别的诗?”[3](P.3)上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来自宇文所安对全球化背景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与可能性的思考。 我们今天读文学作品，希望从中获得什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我们(尤其是普通人)仍然热爱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的哪些东西仍然吸引我们，仍然对我们具有吸引力?对宇文所安而言，这是在进行古典文学研究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民族文化遗产，还在于它蕴含的审美感受具有永恒的价值，能够慰藉现代人日益干枯的心灵，其中的美感意识较之现代艺术更能感发人的心灵。田晓菲这样理解宇文所安的研究方法：虽然文学创作不同于学术研究，写散文和学术论文的风格、路数都不一样，“但是，就古典诗歌而言，我常常觉得研究也是很有诗意的一种创造，因为诗本身就是一种美”。相对于严谨、枯燥的学术考据，宇文所安更喜欢在考证材料的基础上，揭示古典诗歌、文字的美。“如做不到这样，古典诗歌研究对我而言就没有太大意思了。每当我具体分析一首诗歌时，我总希望能把它的美传达出来。我觉得这种研究和我写诗、喜欢诗是结合在一起的。” 宇文所安自己投身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并乐而忘返，就是源于其中的美感。因此，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全人类；如果以民族主义的心态对待中国传统，使其“遗产”化，就忽视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人类的命运都面临现代性的困境。他对“五四”的批判，其意就在于反对用文献的方法将传统博物馆化，使其成为历史的木乃伊。宇文所安试图打破传统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古典研究中的实证考据风格，以西方散文具有的议论性抛开习见的论述话语，以浮现古典文学应有的美感。在这样的还原文学的审美动力之下，他的写作也强调一种散文的风格，这里的散文其实就是指论文写作的文学性，强调将“思想与文学的融合”。《追忆》是他尝试把英语“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性进行混合而成的创作：“唯一的希望是，当我们回味某些值得回忆的古诗文时，就像我们自己在同旧事重逢一样，它们能够帮助我们从中得到快感，无论是经由什么样的道路，要领悟这些诗文，要靠一条路是走不通的。”[4](P.2)《追忆》《迷楼》的写作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文学创作；他试图以这种方式让古典诗文复活于人们的心灵之中。宇文所安认为，文学研究如果没有丰富的审美感受作为基本的支撑，就会在架空其理论之后，只剩下没有意义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从而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文学不能强行纳入理论的结构，按照一种预先设定的脉络，寻找其中的内在必然规律；否则，文学史将风干成一系列历史的线条，最终丧失其应有的鲜活品格。 对宇文所安而言，“我们的任务是创造那样的一个全球性文化，它将怀有对真正全球性的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这应该通过翻译来实现，但也必须通过一种人文的话语来实现，这种人文话语应该可以阅读所有的传统，并看到其中宝贵的东西”。[2](P.351)跨文化研究将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就在于能够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提供一种人文思想，从而以传统的美感来激活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凸显审美感受作为传统内化与转变的可能性与意义所在。“每个时代都向过去探求，在其中寻觅发现它自己。”[4](P.24)以杜甫为例，宇文所安满怀诗意地说：“在他变成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之前，杜甫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已。也许，再过一百年，他又会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那时，每个学生都会在十五岁的时候因为不得不阅读他的诗篇而叫苦连天，但是到他们四十五岁的时候，却会充满温情与爱好地，回忆起这些同样的诗篇。”[2](P.351)论及这种研究方法，宇文所安特别突出个人体验的重要性，突出现代人的情感与古典诗歌的沟通。田晓菲的这一观点可以视为对宇文所安的补充：“我们急需一种新的方式、新的语言对之进行思考、讨论和研究。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再次杀死我们的传统，使它成为博物馆里暗淡光线下的蝴蝶标本、恐龙化石：或与现实世界隔了一层透明的玻璃罩，或是一个庞大、珍贵的负担。”[5]宇文所安强调中国古典的文学作为活生生的力量，从比较诗学的角度阐释其中具有人类共同性的情感。以审美的方式进入传统诗歌，其意义就在于以审美来抵抗知识；传统不能固化为知识标本，否则与心灵无关。这就是田晓菲所批评的现象，现今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有时候太理性”了。“很少见到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很激动地讲述一首诗为什么美，我觉得大家应当更多地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这也是古典文学研究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所在。”①文学不是知识，文学应该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美感在其中，文学研究就是要发现这种美。文学研究者应该带着个体的审美感受进入古典文学的作品之中，领悟其中的美感。这样的文学研究是充满了激情的，是那种将文学处理为资料性的文字的考证性研究所缺乏的。惟其如此，文学史研究才能使古典文学克服仅仅属于几个学者的讨论的局限，成为对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生活具有活生生影响力的东西。这正是文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这种研究必然“希望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古典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