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土语境而言，“学术自由”要义有二：除了指外部空间之宽松与宽容，接着便是看学人能否认同“学术本位”，即真的把学术研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来信奉且践履一辈子——这一堪称“自由王国”的学术境界，亦即我所说的“内在向度”。 一 可以说，有无上述“内在向度”，大概是最终影响“学术自由”能否在本土兑现的人格基因。这对每一个想当学人，或还想在本土当一个纯正学人的人来说，要求不低。这就不禁惹我忆起庞朴在六年前提出的“学术文化软着陆”命题（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与“软着陆”相对的，当是“硬着陆”。这对术语本是用来描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制转型有两个模式：一是一步到位，即“硬着陆”，它看来痛快，但后遗症多，甚至可能严重到难以收拾之境；另一模式是取渐进方式，使转型过程相对平缓，这就是“软着陆”。学术文化“软着陆”，当是指把学术从以往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部门，逐步转化为人文社会学科意义上的精神创造，亦即使学术回归自身（本体属性），而不再是政治附属。这一转换对中国学界来说，当然不易，所以必须“软着陆”。这是理由一。理由之二，是就学者自身而言，很难设想一个学者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学术视野能在一夜间完成突变：他如果要超越自己，也只能是一点一滴，由量变引起质变，这也近乎于“软着陆”。庞朴曾这样表述自己艰难而复杂的“着陆”过程：他当然非常想走出旧的自我，并付诸行动，最后，当他以为自己总算拖泥带水地爬出了旧我而想舒一口气，却又猛地发现，在更年轻、更纯正的学人眼里，他其实仍然还呆在旧圈子里。由此可见，“软着陆”作为学者人格的自我更新过程有多艰难。但它又非完成不可，其关键，就在于学者的内在格局彻底更新，没有这内在变化，中国学术文化“软着陆”便是一句空话，更无庸说“学术自由”远景之美好实现了。 庞朴为何能在九十年代提出“学术着陆”命题？近期缘由，此当与北京学界（陈平原等）于八十年代末已在关注且探讨“学术史”、“学术规范”有关；但若用心回味庞朴言及此命题时的语重心长，则此命题，又实在可谓是本土学界于上世纪末在悔悟其近五十年痛史时所觅得的殷鉴。这就是说，像庞朴那样的人文学者，自有共和国史以来，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格载体，是为历次运动造舆论的笔杆子，文、史、哲一直被视为是政界纷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那时很难有所谓“纯学术”，或自以为是在搞学术，但其思想方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却牢牢地被套在政治圈中，却不自知。至九十年代风向转了，连“姓社—姓资”如此重大话题都不必争论了，学人—味为政治摇旗呐喊的时代也就过去了，这既可说是政治已无须像以往那样御用学人了，也可说这在客观上是把学人从政治战车上释放出来，所以，学术“软着陆”势在必行，这是从外部而言。从内部来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与人道主义的回潮，人格独立已成为学人的内在欲念，当他走出政治圈后，他不能不问：现在我是谁？如果他把自己确认为学人，以读书、教书、写书为职业或为事业的人，那么他又不能不追问：学人何以为学人？要确立何种价值参照才能把自己塑造为真正的学人？解答上述人生命题的过程，也就是角色转变——从所谓“理论战士”到学人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人格的“软着陆”过程。 二 与庞朴那一代过来人相比，生于六十年代、堪称“新生代”那批学者，由于历史原因，他们似乎天然具有某种较纯真的学人色彩，因此实现学术“软着陆”也就可能更顺利。我生于共和国的前夜，我想结合亲身体会来描述一下“着陆”后的学者人格构成，价值重建以及由此引导出的生存方式。第一，“着陆”后的学人在确认自己为何搞学术时，其立足点不是因它可为政治服务，而首先是因为我适合搞学术，我喜欢，我愿通过学术来发现乃至亲证自己的生存意义。这样选择既是主动的，可能也包含无奈，这就是说，我除了搞学问，不会干别的，或干不好别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其长处往往是以某短处为前提的；同时，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却又得通过自己的独特活法来体现或实现的。这“自我实现”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我觉得只有这样活才能使我能活得问心无愧；二是或许这样活也可以对社会进步或人类文化积累有点用处。这就是说，其选择既是自己毕生的第一需求或唯一手段，同时又不无公益价值（至少无害）。这也就是说，学术所以吸引学人，首先不再是因为它对政治有用，而是因为它对学人存有某种难以言说且无可替代的魅力。这是学术“软着陆”后可能出现的第一气象。第二，既然学术成了学人的第一需求，成为他近乎天然的内在欲求，因而他写什么怎么写，脱稿后何时候交给社会，就无须接受外在指令，而不管这指令何等权威，只要它不合其内在要求，他便无须遵命，更不急吼吼地向世俗市场推销自己，相反，他应有藏之名山的勇气或自信，将它交给学术一思想史。一个纯正学者应有胆识活在一个与现实异质的思辨空间或文化空间。第三，“软着陆”后的学术，无所谓卑贱，也无所谓神圣，作为某种活法，它仅仅对学人来说才是第一重要的，它给了学者以生存意义，同时也要求学人支付一生心血，因此，学术远非人人都能搞，都想搞的。正如靠舌尖闯天下的品酒师，在别人看来可能容易，但其味蕾若不经特别修炼，又怎能胜此重任？我总期待，政治须由最好的政治家去搞，学术也须由最好的学者去搞。学人搞学术，既需天份，又要勤奋，再加缘份——亦即人缘机遇，王国维青年时若不幸逢罗振玉，他是否还能成其为王国维呢？难说。第四，学人既以学术作为生存方式，那么，他对学术发展应负有某种责任。一个国家的学术搞得好不好，既取决于外在环境，但有时更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学者，学者素质可说是衡量学术能否真正繁荣、上品位、上境界的人格指标。这样看来，学者搞学术在享受生命情趣之余，还应有一份责任。假如一个号称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其有生之年，拿不出象样的专业研究成果，这要么是时代可能出了毛病，要么是本人徒有“学者”其名。上述四点能否作为“软着陆”后的纯正学者的人格模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