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文学系正经历着自我解构 曾经是“耶鲁学派”主将之一，今日美国广有影响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近年写了一篇题为《跨国大学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长文（见约翰·罗韦编：《“文化”与学科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对今日全球化语境中，大学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定位表示忧虑。文章开篇就说，今日大学的内部和外部都在发生剧变。大学失却了它19世纪以降德国古典哲学衍生的传统人文理念。今日的大学之中，师生员工趋之若骛的是技术训练，而技术训练的服务对象已不复是国家而是跨国公司。对此米勒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这样没有理念的新型大学里，文学研究又有什么用？我们依然应当甚至必须来研究文学吗？我们凭什么还要一心吊在文学研究这棵树上？文学研究在今日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中依然具有社会功效吗？还是它纯粹已是夕阳日下，苟延残喘，终而要为全球化社会中一路走红的那些实用学科所并吞？ 米勒指出，西方文学的研究传统上是西方大学里的主课，而且分成不同系，一个系专攻一个国家，当然，大学所在国家的语言和文学属于正统。但是，现在这样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依然存在吗？今日国别文学的研究，又发生了什么变迁？米勒强调说，他所说的“今日”是指电脑、电子邮件、传真机、录像、视频、超文本，以及互联网“冲浪”等一应新型通讯技术畅行其道的时代，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文学者之间以及与其工作的联系方法。乌拉圭谈判中一些围绕“信息”争执不下的焦点，早五年几乎还是无从想象的事情，如知识产权保护、电影和电讯的市场准入等。经济和文化体系全球化导致国家权力相对弱化，自然也对大学的功能产生了影响。 米勒发现从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人文学科的所谓转型，美国大学里就不让文学教授照老路子教书。即便教授们提出抗议，即便他们念念不忘西方经典中的那些永恒价值，也是枉然。今日大学里流行的理念是多元文化、多元语言，是多元的一切而不是统一。教授们不可能再按照老传统，围绕意识形态来教授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等经典作家，判定他们的批判力量足可以摧毁社会现实的整座大厦。文学的社会效应既然不复被如此看好，意料之中便是传统的文学系逐而经历自我解构，让它们走向文化研究，接下来经费削减，也是顺理成章。对此米勒举例阐述了美国大学里的英语文学研究。他指出，英国文学绝不单单是许多国别文学中的一种。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英语背靠美国的实力，渐而渐之成了国际语言，且不论这是福音也好，是灾难也好。英语在世界各地非英语母语的国家中，已经成了万万千千人众的第二语言。与英语热情携手共进的是英浯文学的研究，它成为传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得力不过的工具。但是今天呢？今天美国大学里大都拥有英国和美国文学系。但是研究的方法则是今非昔比。他举例说，过去弗吉尼亚·沃尔夫《到灯塔去》中的一段引文，可以印证整个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手法。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白鲸》是给读者展开了19世纪中叶美国文化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当然这类判断并非总是这样斩钉截铁，可是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不言自明的意识形态。但是今天，很少有人再死心塌地守住这一范式。诚如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国家，任何一部特定的作品，不管它是或不是经典，只能是一个复杂的、无以统一的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就没有理由宣称他为什么要教《白鲸》，而不教《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者即便两者都教，同样也是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人无以证明《白鲸》优于《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者是倒过来。因为以往评判的标准，据说都是意识形态偏见的产物。这样做的结果之一，米勒指出，便是今日大学文学系里，耗在理论上的时间远较教授作品为多，因为人人都跃跃欲试，有意要开出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作家和书目，传统经典背后那个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构架，无奈是已被弃之如敝屣了。 米勒着重谈了在美国大学里开设英国文学课程的地位变迁。他指出英语系教授的传统角色是民族国家统一文化的保存者和传达者，现在他们失却了这一角色。但这一角色失落似是势在必然。关于英国文学，这是米勒自己从学士到博士一路读出学位也教授有年的课程。他认为，传统上美国的价值观立足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思索起来这似乎有些怪异。英国文学对美国来说，应该是一门外国文学，只不过两个国家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故，人只要稍作思考就能明白，英国公民阅读莎士比亚、密尔顿和狄更斯，不论他是什么阶级、什么性别、什么种族，同美国人阅读这些作家，感受肯定不一样。因为这些作家不属于美国，表达的价值观念，对于英国公民和美国人来说，旨趣大有不同。进而视之，他认为美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比较韩国、挪威等其他国家的英国文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相同点，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相同点是就价值观和人文理解的资源来看，一直占据主位的英国文学研究，说白了不过是在研究一个日见式微的欧洲边缘岛国的文化传统。不同点则是英语之中的一种样式，碰巧成了美国的主流语言甚至官方语言，而在韩国、挪威等其他国家里，它是第二语言。美式英语之成为美国的主导和官方语言，据米勒观之，则尤其使美国看不清楚他们的人文价值训练筑基在一种非本土的文学之上，其实大可质疑。 文学研究为什么转向文化研究 米勒承认，近年来美国的文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变化大致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岁月见证了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论研究纷纷向文化研究转向。这是为什么？米勒认为这里有多种原因。一些外部的事件诚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越战和民权运动；但是至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则是传播新技术与日俱增的影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电子时代的到来。据米勒分析，自然而然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恰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中，被电视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孩提时代起，花在看电视和听流行音乐上的时间，就远较读书为多。这不一定是坏事，但结果确实有所不同：这新一代人的批评家，相当程度上为一种新型的视觉和听觉文化所形构。而讲到文化，这里“文化”一语的含义已不复是阿诺德所说的一个民族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确切说应是全球消费主义经济中的传媒部分。这一新型文化很快替代了昔年的书本文化。毫不奇怪，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更愿意研究他们熟悉的东西，虽然他们依然恋恋不舍在书的文化之中。而文学研究的不景气，事实上也在推波助澜，逼迫文学专业的学者看准门道改弦易张，转而来研究大众文化、电影和流行刊物。米勒承认所有这些新潮——文化研究、妇女研究、少数人话语研究等等，其目标都是值得称道的。针对妇女、边缘人群、男女同性恋者以及经济弱势群体长久的失语状态，谁会反对让他们发出声音来呢？谁会反对去仔细研究大众文化和传媒，诸如今日塑造我们心智和行为影响更甚于书本的电视、电影和录像呢？但有关著述大都零乱，故将它们整理出来，设置到课堂课程之中，予以分类、编辑、出版和再版，还只是浩大工程的第一步。而另一方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分档归类，恰恰有可能是损害了这些文件原生态的巨大的文化挑战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