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历史中，文学与音乐之关系极为密切，因有“音乐文学”之说。音乐文学，非仅文字之文学；与以文字为中心之文学相较，音乐文学最大之特质在其首先是音乐的，即音乐性是第一位的，而文字之雕琢美化乃属第二性。 文学与音乐之离合，在文学迁变演化的过程中，特定阶段具有关键的意义。试观中国文学史上最初的《诗经》，其绝大多数合乐歌唱无疑；②之后经由楚辞，③至汉赋，所谓“不歌而赋”(《汉书·艺文志》“传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完全脱离音乐的纯文学类型。汉赋创作中对文字本身的关注及其体现出的美学意识，④为其后诗歌文学趋向华美的追求，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仅考虑五言诗美学转关中的关键人物如王粲、曹植、陆机等都是当时的主流辞赋家，便可窥见其中消息；而整个中古前期，赋与诗的并行、交错，始终是文学史的重要线索，左思、谢灵运、鲍照、江淹、庾信等皆为诗赋兼擅的能手，这中间赋似乎较之诗更居有核心文类的地位，⑤观魏收所谓“会需作赋，始成大才士”(《北齐书》本传)可知矣。 在《诗》——“骚”——赋——诗的脉络之中，文学逐渐脱离音乐，趋向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一则文字本身受到前此从未有过的关注，从听觉转向视觉，⑥讲究词藻之华美，同时逐渐在音乐之外建立起立足文字本身声音特质的声韵之美的规范——这样的过程是极为漫长的，中古时期的永明声律运动乃至初唐近体格律的最后成型，不妨都可以视为此种趋向的结果；二则，脱离音乐，更加个性化的经验与情感之表达才能获得充分的空间，这不仅体现在屈原之《离骚》及《九章》的多数作品里面，中古的乐府以及宋人的词作等音乐文学之变迁突破，在在都显示了这样的轨迹。 诉诸听觉的声音向提供观看的书面文字的转移，乃是文学成立和演进的基本脉络，然而字里行间从来不乏声音的回响。韵文之外，以文章论，汉赋形式上趋于骈偶，为讲究骈对、辞藻和声律的骈文，导夫先路；⑦而此赋——骈文——四六——八股⑧的线索里，与骈偶相伴的声音讲究，始终未辍。 骈偶文字之外，中古以下单句散行的古文，相形诗词曲辞，无疑与声音为远。然即使如此，古文亦远非仅供默看的文本而已，尤其在清代桐城古文家的视野中，从刘大櫆始，姚鼐、梅曾亮、方东树、张裕钊、曾国藩，乃至姚永朴，对声音之于古文，皆多有关切、阐发。声音，上通神气、下主字句，不仅是涵咏体味的重要途径，更属缀字成篇的关键因素。值得进而玩味寻绎的是，古文家们突显声音追求的谱系案索，显示了前代诗学的影响：文类的交互关涉，从来是文学异彩纷呈的一大奥秘。 一、古代之文章与声音例说 文字之职在记述，古时识字者盖寡，经由阅看文章而获取书本知识者，或远不及听者，因而文章向来不是沉默的。兹以《庄子·天道》为说：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郭庆藩490) 桓公如果不是读书出声，就无法解释“堂下”“斫轮”的轮扁能有反应。此一传统绵延始终。前已言及汉赋之诵读，之后如《世说新语·文学》记：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余嘉锡304) 其“以亮为润”，避庾亮名讳；“改望为俊”则为与“润”协韵。又如同篇：“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余嘉锡316)。凡此皆可见赋作重声韵之事实，与其时文士对文字声音的注重。 至韩愈倡导“古文”，亦尝自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刘真伦、岳珍147)。“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刘真伦、岳珍618-19)。前文两句互文，谓韩愈于经书百家，“吟”“披”不倦。后文中，韩愈所读，乃是于
之《文武顺圣乐辞》、《天保(宝)乐辞》、《读蔡琰胡笳辞诗》、《移族从》⑨并《与京兆书》，前三者当是乐辞诗篇，后两篇则属文无疑。足见无论是古典文献还是当代篇什，退之都是眼、口并作的。 读书如此，与著述有否关联呢？ 宋之苏洵有《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每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别。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它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曾枣庄、金成礼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