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5-0013-07 晋代杜预在《春秋左传正义序》中提出《春秋》“五例”之说，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对其说解甚详，并对前人关于“春秋书法”之论作如下评骘：“古人论《春秋》者，多美其辞约义隐”，“春秋著作，其事繁剧”，“文不得不省，辞不得不约，势使然尔”，“古人不得不然，后人不识其所以然，乃视为当然，又从而为之词。于是《春秋》书法遂成史家模楷，而言史笔几与言诗笔莫辨”。钱先生认为，前人关于“春秋书法”之论，实为误读；而他自己所作出的论断：“窃谓五者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模楷，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以及说刘知几《史通·叙事》即“微”、“晦”二例之发挥，亦即《文心雕龙·隐秀》之所谓“隐”，也给我们留下了讨论商榷的余地。[1](P161-164)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从传统资源汲取营养，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前人常用的术语的本义，对其概念、范畴的内涵，先有客观如实的了解探究，并梳理其演化历程，辨别各种误读，而不宜以今例古，牵古就今。本文拟以对“春秋书法”的释解和应用为例，做一最初步之尝试。 “五例”说所称道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劝善而惩恶”，确实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占有相当之位置，在文学理论史上更有深远的影响，由之导出了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而各家对此说之诠解差异甚大，其中包含大量的误读。古代的误读多半由于对《春秋》景仰推崇太过，现代的误读不少则是由于忽略了对于“春秋书法”的“微”、“婉”在齐梁乃至唐代以后的新解，与春秋时期本义的质的演变。今天，要如实理解此说的理论蕴含，评议它在历史上和在当今的作用，似宜首先对其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作一综合探讨分析，辨析其本义与引申、推演之论的巨大差别，并从各种诠说产生的历史环境，以理解之同情，衡议其得失，即使对那些远离本义的引申发挥之说，其价值亦当客观地予以估量。 “五例”一语出于杜预，“五例”说的内容却非杜预所自创，而是早见于《左传》成公十四年和昭公三十一年的本文。“五例”说中提出的论断最初既然发生在春秋时期，它的本义，只能在春秋时期史学、文学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上去了解。所以，我们需要先来细读《左传》与“五例”之说直接相关的两处原文。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 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这两处文字被许多人征引，然而，众多论者没有深究的是，在这两处，“微而显，志而晦”等等并不是泛指《春秋》的文笔，而都是明确地特指《春秋》中的“称”而言。那么，什么是“称”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在两处分别注释说：“称，言也，说也。此谓《春秋》之用词造句。”“《晋语》八韦注：‘称，述也。’谓叙述史事。”这种训释和《左传》两处上下文并不很吻合，不能帮助读者准确领会言语主体命意的指向。成公十四年说的是，《春秋》记载，同一个人受命到齐国为鲁成公迎娶夫人，先称呼为“叔孙侨如”，后称呼为“侨如”，前后对他用了两种“称”。“君子”认为，两个“称”的区别，显示了《春秋》作者的深心，显示了《春秋》的谨严、高明。“微而显”等等，指的就是《春秋》作者对这类“称”的精心选择。为什么对做同一件事的同一个人前后的“称”有两种呢？《左传》的解释是，称族名“叔孙”，表示对国君的尊重，因为他是奉国君的命令；后来但称其名而不称族名，则是因为要表示对先君宣公的夫人穆姜的尊重，她是新国君夫人的长辈，其时还在世。昭公三十一年《春秋》记载“黑肱以滥来奔”，为什么《春秋》要称举黑肱的名字呢？《左传》解释：“贱而书名，重地故也。”这是对土地疆域的看重，更重要的，是为了“惩肆而去贪”，警戒后人。黑肱之类人本来是“求食而已，不求其名”，结果却“欲盖而名彰”。在这里，《左传》中的许多地方，“称”的意思都是称呼、命名或称举其名，并不是指一般用词造句，不是指叙述史事。隐公元年《春秋》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称郑伯，讥失教也。”隐公七年《春秋》记“滕侯卒”，《左传》解释说：“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除了称人名，还有对事件的称说、命名。桓公十年《春秋》记“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三国挑衅鲁国，鲁国不愿与之交锋，这四个国家本是联合帮助齐国抵御北戎，《左传》解释发生纠纷的起因是“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春秋》“称”这次军事行动为“战”。凡这类地方，“称”要解决的都是如何命名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叙述、如何描写的问题。 《春秋》如此重视“称”，是因为孔子非常重视“名”。他认为，为政的第一要务“必也正名乎”。《论语集解义疏》引马融：“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正名，就是给人和事以正确的“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以，在《春秋》里，对人和事怎样“称”，是至关重要的。《春秋》记述简略，不讲文采，但它的“称”精心推究，每每存有深意。所以，对于“五例”之说，把它理解为叙述历史的范例，甚至把它理解为文学的叙述和描写范例，则确如《管锥编》所言，“《春秋》实不足语此”；而按照“称”的本义，从“正名”去理解，则《春秋》又确实树立了典范。历来人们常说《春秋》一字以褒贬，就是这个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