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前后，“改造国民性”问题被历史性地提到了时代面前。从而也被提到了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学面前，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语”和主题。与此相关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改造国民性呢？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与求索，又自然“水到渠成”地引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另一个问题：“立人”（借用鲁迅的命题以名之）。可以说，“立人”是与“改造国民性”紧密相联的同一问题的两面，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一样。或者说，“立人”是“改造国民性”派生出来的“必然性问题”。 但这一问题在一度落后的、“被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又是相当重要和迫切的。众所周知，在英法等“早发内生”现代化的西欧国家，它们是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具有了马克思认为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市民社会和文化”（注：《马克思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的基础上诞生和实现现代化的。而不论是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还是城市市民社会和文化形成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个人性，都助成了个人的从传统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即对“人的现代性”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人的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问题。相形之下，在“后发外生”的“被现代化”的东方国家，却不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与基础。历史的残酷性和尖锐性在于，尽管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对于“欲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却应当具有这样的条件，正像《迈向现代——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一书所指出的，人的素质的改变——从传统主义向个人现代性的转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注：《走向未来丛书》：《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10世纪亚洲各国的现代化追求中，许多国家都积极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军事、医学、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制度，但却很少或几乎没有从一开始提出和重视“立人”即人的现代性问题。或者说，这些亚洲国家在业已现代化的西方的强制和压力下被迫地也是急迫地追求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却忽略了或来不及提出人的启蒙和人的现代性转变问题。比如邻近中国的日本，在“被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量积极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军事、医学和科学技术，并且是亚洲国家中“西化”——现代化追求和实施最成功的国家，但日本虽有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摄取却没有经历一场欧洲式的启蒙运动或中国式的启蒙运动，没有关注人的思想精神解放即人的现代化的思想革命，没有提出人的现代性问题。因此夏目漱石于明治44年做的《现代日本的开化》的讲演中认为“日本的开化是肤浅的开化”。与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不同，中国在从10世纪“被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现代化的道路异常坎坷而且没有取得日本那样的成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思想家与现代化追求者，很快就从外部的物质与制度的现代追求转向对人、对个人的灵魂和精神现代性的追求——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与思潮就是其肇端。特别是中国出现了鲁迅这样深刻和“超前的思想家”，他几乎一开始就抓住了“后发展”的亚洲国家现代化追求中最普遍面临和最本质的问题：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和“立人”的深刻主张。 鲁迅是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系统地指出和阐述“立人”思想的。自然，鲁迅提出“立人”思想的前提是为了“立国”——现代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对此鲁迅反复而系统地强调指出：19世纪西方的那种以“物质”和“众数”为代表的文明，即“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现代性——也即一般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已经日益暴露出巨大弊端。这是19世纪西方的已经“陈旧于殊方”的“偏至之物”，已代表不了西方的“新文明”而且正遭到西方“新文明”代表者的批判。那么，什么是能代表西方的真文明并且为中国所急需呢？鲁迅认为，能“矫19世纪文明”之偏颇而且真正能代表20世纪文明新宗的，是以施蒂那、基尔凯郭尔、尼采等哲学家和易卜生等作家为代表的、敢于抗击和批判“物质”、“众数”和流俗、以“张大个人之人格”为“人生之第一义”的个人主义。鲁迅认为这才是“至与19世纪之文明异趣”的“20世纪之新精神”。很显然，这样的新精神代表的是对工业文明、大众参与的民主制度等一般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进行批判反叛的现代主义思潮，是美国学者卡里奈斯库所说的“美学现代性”的精神来源。在鲁迅看来，这样的新精神才是当时“弱雌”而渴望强大的中国所急需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的途径和“道术”，是“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只有采用这样的“道术”才能“立人”，只有“立人”才能“立国”，使中国“雄厉无前”，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否则中国将很快走向衰亡，这就是鲁迅的结论。 鲁迅正是带着这样的思想认识参加到了以“改变国民精神”为目的五四启蒙运动中的，“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由此成为鲁迅一生不渝的追求。鲁迅不仅在《文化偏至论》等早期文言论文中“理论化”系统化地阐述了“立人”的主张及其方法途径，而且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具体地进行了有关“立人”的实践性操作。在鲁迅看来，欲尊崇中国人的个性并张扬其精神，从而达到“立人”的目的，就必须向长期以来压抑和禁锢中国人个性精神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及其总体性文化进行彻底猛烈的批判清除。由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实践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对西方现代性精神文化的热情肯定与介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与批判。而这种文化实践在五四时期鲁迅的创作中，既凝聚为犀利明快的杂文，也凝聚为忧愤深广的小说。两种文体都内在地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和“立人”思想而展开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性批判与形象反思。其中，鲁迅的小说因其表现得深切而格外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