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 2834 （1999）06—0073—6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文学流派的多样纷呈和文学思潮的传承演变，构成了古代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体框架。在文学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文学派别之间的对立，文学思想之间的论争，都是那个时代文学理论的精华所在，也是促使文学观念发展进步的客观动因。因此，历代研治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人，都对文学思潮及文学流派现象给予十分的关注。但是我们反观学术界对文学思潮产生、发展及演进流变的理论阐述，多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切入和展开的，人们过多地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历史的大背景对文学现象的前提制约关系，而未能再进一步地从文学观念这一内在动因上分析文学价值取向与文学思潮的关系，因而使社会阐释学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上，日益暴露出大而不切要害的理论缺欠。我们以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所产生的每一种文学思潮及其相应而生的文学流派，其理论主张都是以一定的文学价值取向为其理论内核的，价值观念，贯穿在每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生成、发展直至终结的全过程，而文学思潮及文学流派之间的观点对立及理论论争，其实质也是表现在两种不同文学价值取向上的观念对立和论争。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价值观念是文学思潮和流派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基础，我们对文学思潮和流派现象的理论探讨，若能抓住它们所表现出的文学价值思想这条主线，庶几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能契合它的本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以文学思潮及文学流派中所蕴含着的文学价值观念为着眼点，来展开价值观念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之间关系的探讨。 一、文学思潮中的理论偏颇与理论制衡 明代的袁宏道在总结历代文学发展规律时曾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若把这句话转用来揭示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规律是再准确不过的了。纵观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每一种文学思潮所体现的理论主张，都普遍带有指责时弊或前人之弊的针对性，惩前之弊，以建新说，同时在自己所建的新说中，往往又形成一定的理论偏颇而流于新的文弊，从而又给新的文学思潮和流派留下了可藉攻讦的把柄或可资警戒的借鉴。这样往复循环，螺旋式的上升演进，便使文学理论在论辩中长进，在斗争中发展，在相互碰撞中产生质的飞跃，以环环相扣的理论纠编的方式，带动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 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之间之所以会形成理论主张的对立，究其实质，是由于各自持有不同的文学价值取向的缘故。也就是说，不同的理论主张之间的矛盾对立，实际上体现为矛盾双方将文学艺术摆放到不同的价值品位上来对待所形成的价值取向的对立。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潮、流派现象的一个着眼点。我们知道，所谓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无非是某种文学主张的社会表现形式，每一种文学思潮或流派，就其所标示的某种理论观点而言，都是一种特定的文学价值取向，而每一种文学价值取向，又都是人们对文学的某一方面的艺术功能作符合自己主观意志的选择，从而避免不了地要带有一定的主观偏向性和理论上的不完整性，因此两种在理论上体现不同指向的文学价值观念，表现在作家个人之间或文学派别之间，也就会形成相应的观念上的对立或思想上的论争。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全程，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基于政治观念上的对立而形成的文艺观念的论争，一直到清代中叶“格调”、“肌理”、“神韵”、“性灵”各学说之间在不同侧面上所形成的观念对立和理论纠偏，都说明了文学思潮现象的本质乃是各种文学主张之中所体现的不同的文学价值观。文学思潮中的理论纠偏现象，缘于一种文学思潮本身固有的理论偏颇，而在共时态中，经过文学思潮和流派之间的理论纠偏，又会使这一阶段内的文学观念出现理论制衡的局面。这不仅对于论辩双方都会产生互动制约的关系，使得某一时期内的文学观念不会蹈入极端的境地，而且也会使各方对自己的理论体系加以自我完满和延伸。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文学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因。由于文学思潮及流派中的理论偏颇和理论制衡现象，本是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通则，因此我们就不必对它作史的梳理。为了说明上文所论述的理论问题，我们在下面仅剖析一个具体的实例以资印证。 六朝时期的文坛，被一种轻艳的文学风气所笼罩，从葛洪提倡文学的“深美博富”，到沈约的注重声律、着意雕饰，再到萧统、萧纲倡导的“翰藻的文学”和“郑邦文学”，直至徐陵以“丽人艳歌”式的《玉台新咏》作结，形成了南朝唯美主义思潮的一条主线。与唯美主义倡导者相反，刘勰、裴子野、颜之推等人，都具有浓重的儒家思想观念，其文学主张，也都持明确的强调政治教化的传统观念。因此，他们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也就是用“经世致用”的文学价值取向，来对吟玩情性的创作风气加以彻底的否定。在文学思潮的对立和论争中，由于各自一方所持的文学观念都有偏胜一端的倾向，因此他们的主张也往往走入偏颇，显示出理论上的某种欠缺。这一现象，在南朝萧纲与裴子野的理论对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萧纲与裴子野是南朝文学理论批评两大阵营中，文学主张如同水火，而又直接发生短兵相接论战的两个批评家，他们各自的文学主张，既体现了各自一方的理论锋芒，又暴露了各自一方理论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以偏激的态度，执己之长，攻人之短，表现出批判对方的理论观点切中要害，建立自己的见解则流于偏颇的现象。 裴子野著《雕虫论》，不满于当时“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的轻浮文风，甚至把批判的予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少读书奏，号七行俱下。每国有祯祥，及行幸宴集，则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裴子野的这种说法，带有警戒当时统治者的用意，目的是要唤起统治者对文风崇卑与政权兴亡的关系予以重视，故尔在篇章末后，他引用荀子的话：乱代之征，文章匿采。可见是他直接把文学风气放到国家政治的高度来认识的。裴子野正面提出的文学主张，也本着“劝善惩恶，王化本焉”的道德教化角度立论，体现出极端的政治功利倾向。在这种极端的文学政教价值观念下，裴子野认为文章的审美愉悦作用微不足道，而对于当时文坛所风行的那些“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的作品，更欲剪除之而后快，认为它们只有害于政教，而无助于社会。裴子野把自己的理论主张付之于创作实践，形成了古朴的风格，《梁书》本传称：“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被萧纲讥之为“质不宜慕”，“了无篇什之美”。而他的这种创作风格，也曾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因此，比裴子野小三十多岁的萧纲，所面对的就是这种“文体浮疏，阐缓”的复古风气。可知裴子野的那种急切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已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偏导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