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关键词，也是六朝文论中的基本概念与范畴。在后世变化出意象、意境等范畴，而“意”作为基本概念与元范畴反而受到冷落。这种现象在最近学术界关于意境、意象的讨论与热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意”不仅在先秦汉魏六朝哲学与文论的单独蕴涵与价值得到继续拓展，而且在隋唐之后，仍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在明清时代的诗学经典《姜斋诗话》与《原诗》中，“意”成为这些典籍的基本范畴与理论话语形态，与当时存在的意象等范畴并驾齐驱，争相辉映。然而，在近年来的相关论著中，意象、意境、境界等范畴因受到西方文艺学的影响，“意”作为元范畴的蕴涵被遮蔽。本文有鉴于此，拟就六朝时代的“意”概念作一些辨正。 一、言意说与玄远人格的融合 “意”概念在先秦时代，往往与言意关系的论辩相关联，汉魏以来的言意学说变化的特点乃是受到当时人文思潮的影响，从思辨领域走向人生活动，与士人的生命活动相融合，这是言意理论由哲学思想融入文学与美学领域的重要前提。 在先秦时代的儒家经典与道家经典《庄子》中，已经出现了对于言意关系的讨论，这是后来意象学说的源头。在老庄等古代哲人看来，思维与存在既是同一的，又是矛盾的，是对立的统一。人们可以认识事物，但那只是表象，其中的真谛却是无法把握的，他们认为人的语言只能触及事物的表面，而事物内在的本体是无法知晓，需要主体精神的冥会。《庄子·天道篇》指出：“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①《庄子·秋水篇》中又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②庄子强调人们看重语言的表述，但恰恰是语言，只能引导人们去观察事物的表象，而事物的精神实质却是需要意致即精神的领悟，这是语言无能为力的。庄子重意说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将言意理论指向人生境界。《庄子》杂篇中的《让王》记载：“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③这里的心意自得，显然又是指那种个体精神的解放与自由。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狂狷士人，庄周不受权贵的待见，司马迁说他“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因而他渴盼知音，而惠施等人虽然可以讨论知鱼之乐，辩于濠梁之上，但是其人格却受到庄子鄙视，所以《庄子·外物篇》云：“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④庄子《徐无鬼》中强调匠石与郢人的配合才能成就奇迹。这种郢人心态，影响到魏晋时的嵇康。先秦言意理论的另一支，是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言意象三者之间的论述。《周易·系辞上》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⑤孔子阐述了书本与人的认识关系，他提出书本的语言是无法完全表述人的意思的，然而圣人的思想又不得不用语言来表示，这样看来，圣人的思想岂不是无法传述的。孔子同时又提出一个反题，圣人立象尽意，用卦象来表现事物的变化，用系辞来传达相关的意思。这样，孔子实际上揭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尽管言不尽意，但人类又不得不用语言来表达意义，而文学创作往往游离于二者之间，在言意之间寻求奇思妙语，构建文学意象。 三国时魏国年轻玄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⑥王弼与前人相比，强调了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对立关系，强调意的获得必须突破语言的障碍，他在言意关系上，更加具有革命性与创新性，陶渊明《饮酒》诗中吟咏“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与王弼这种革命性的言意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魏晋文人的言意思维理论，受到王弼玄学主导下的这种学说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汉魏以来，对于玄远之境的探寻借助于老庄与道教思潮，成为社会心理，影响到意蕴的人格化与审美化，推动意象学说的变迁。而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便是嵇康、阮籍得意忘言理念的人格化。在先秦言意理论中，“意”大都是指宇宙与社会之道，往往与思辨哲学相联系，到了魏晋时代，则与士大夫的立身行事相融合。其中“言”是指外在的行事方式，而“意”则是指人生的理想之境，这种境界的获得则是遗形得神、得意忘言。所以外在的行事方式往往是任诞放荡，内里的人生追求却殊途同归。《晋书·嵇康传》记载：“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竹林七贤的神交，得意而忘言，嵇康曾经在山泽中采药，“会其得意，忽焉忘反”，这里的得意，也就是通过采药，获得游仙之极致，樵夫遇之咸以为神。嵇康的这种人生境界，通过得意的哲学启发而获得引导。他与友人向秀辩论养生问题，也是在这种人生哲学指引下产生的。嵇康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强调：“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甽亩，被褐啜菽，岂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⑦嵇康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获得富贵利禄，而在于意足，亦即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果意足，则躬耕田野，也心满意足，如果不能意足，则虽富有天下也不足为道。意足也就是得意的意思，嵇康在这篇驳斥向秀的文章中指出：“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乐，皆粪土耳，何足恋哉？”⑧“得意”在这里，成为嵇康所向往的人生理想与审美境界，他的音乐思想中也贯穿了这一理念。 嵇康的这一思想，在他的好友阮籍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晋书·阮籍传》记载：“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阮籍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任诞不群，在酒与音乐的刺激下，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尽管别人多谓之痴，但他任真自得的生活态度，被后人誉为魏晋风度的楷模。曹魏嵇叔良在《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相阮嗣宗碑》中赞叹：“先生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得意忘言，寻妙于万物之始；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和光同略，群生莫能属也；确不可拔，当涂莫能贵也。”⑨这里指出阮籍的得意忘言，寻妙于万物之始，感悟人生之真谛，不落俗套，确不可拔。他的侄子阮咸，也是竹林七贤之一，更任诞不经，放荡不羁。《晋书·阮咸传》记载：“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与从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为欢。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⑩阮咸善音乐，在音律上造诣极深，他与侄子阮修每以得意为欢，到了荒唐的地步，竟与猪一起狂饮！这里的得意，显然已经脱离了言意之辨的原意，而成为一种行为艺术，通向后世的狂禅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