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我国文艺空前繁荣的今天，我们迎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历史表明，这一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性文献，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性论著，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光辉里程碑。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取得的。而中国现当代文艺开创新局面，也正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引分不开。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重温毛泽东的《讲话》，去夺取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更大繁荣，攀登文艺的新高峰，应该是我们对《讲话》的最好的纪念。 《讲话》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的传播分不开，也与我国文艺新实践的历史经验的理论升华分不开。《讲话》的理论建树，既发扬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又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艺传统和当时人民抗日战争中革命文艺所处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的基础，也为我国新文艺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初期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们建立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哲学、以《资本论》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他们对文艺问题也有许多意义重要的论述，涉及文艺问题的多个方面，内容相当丰富。他们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论见解，多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被陆续介绍到我国。就我国而言，“五四”新文化新文艺运动中，从民主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我国知识分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便较早提出新文艺的革命主张：如陈独秀倡导“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李大钊和毛泽东先后提倡“平民文艺”以及邓中夏、恽代英关于文艺应与革命相联系的主张等。从20年代到30年代，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革命文艺的发展，茅盾、郭沫若和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还有冯雪峰、胡风、周扬等左翼文艺理论家，更大力翻译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与对立的观点展开论战。曾先后担任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瞿秋白、张闻天也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推进左翼文艺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下，左翼文艺、苏区及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蓬勃发展，在表现工农兵生活、揭露社会阶级矛盾、鼓舞广大读者和观众投身革命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等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新的文艺家和作品。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总结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毛泽东特别指出：“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极大的发展。”[1] 在我国新文艺的发展中，涌现过不同的文艺观点、文艺流派和团体。在彼此间的论战中，文艺理论的许多问题经过论争分歧仍然存在，并反映到1942年的延安文艺界中。毛泽东的《讲话》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从革命文艺发展的需要，为了从理论上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而展开思考的。尽管那时语境与今天已大不相同，由于它既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文论观点，又与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并针对当时文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涉及文艺理论的多个方面都做出中国化的深刻的论述和阐释，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和见解，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突出贡献，不仅表现在总结了我国文艺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历史实践及其论争，指出新时代人民文艺发展的历史方向，而且对文艺本质性、规律性的系列理论问题给予科学的回应，从而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和传播的历史上，必然成为一座指引人民文艺前进的光辉里程碑。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艺，他在《讲话》中指出文艺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文化军队”的重要部分。因而，他从理论上花很大精力来思考文艺问题，完全基于革命及文艺发展的需要。 在文艺发展史上，文艺理论往往是特定国度、特定时代文艺实践的理性升华，反映了特定时代先进的认识水平和文艺实践的深度与广度。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认识文艺的科学指南。在这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上的文艺积累具有广泛涵养，对社会变革中人民革命赋予文艺的需求具有深刻的洞见分不开。它要解决的首先便是文艺发展的时代方向问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但在长期的阶级社会中，人民的大多数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却被剥夺创造和享有精神产品的权利。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这种状况必须也必然要改变。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提出了“人民性”的概念。他说：“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阶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2]他把人民性与贵族意识相对立，并支持具有人民性的出版物，正反映了他初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文艺应表现人民群众。后来他们在致拉萨尔讨论他的历史剧《弗兰茨·冯·西金根》、致哈克纳斯和敏娜·考茨基的书信中都有这方面的见解。1905年列宁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更明确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3]列宁的观点自然与当时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革命潮流已经奔涌相关。世界各国先后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新的人民革命，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历史性要求。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无产阶级所高举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对全球都产生了浪潮澎湃的巨大影响。因而，文艺与广大人民的结合，表现人民和为人民服务，必然成为未来文艺的新的历史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