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成立，1936年初解散，存在了短短六年时间。然而，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这一时期则十分值得关注：它上承“革命文学”论争，下接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其成果作为重要资源，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形成，以及后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到了“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运动的自觉追求。“左联”成立之初曾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并一直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的译介作为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一时期冯雪峰、瞿秋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论托尔斯泰”系列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文艺通信的译介，以及周扬对苏联作家协会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关理论的译介，厘清了许多重大原则问题，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之上。与此同时，在“民族主义文学”“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上与国民党右派文人梁实秋等人、号称“超党派”的“自由人”胡秋源等人进行的激烈论争，以及在“左联”内部围绕文艺大众化问题、左翼作家作品中存在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倾向”问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问题等展开的深入讨论，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 在“左联”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最为重要的理论建树，就是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深入讨论。与其他问题相比，一方面，文艺大众化问题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内在关联，①另一方面，大众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价值追求之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标志，便是开始把大众的欣赏水平、欣赏趣味考虑在内。这一颇具中国古代民本色彩的文学观念，被之后的五四新文学继承了下来。然而，除了通俗化、平民化的诉求之外，五四新文学还有思想启蒙、审美现代性、个性解放等其他目标。目标的多样性导致五四新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后的分化：许多文学流派为了另外一些在他们看来更重要的目标，淡化、偏离甚至背叛了通俗化、平民化道路。种种情况表明，近代以来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人人平等、人道主义、普遍人性等观念为依托的文学通俗化、平民化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十分脆弱的，能够达到的深度也十分有限。而中国左翼理论家则试图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新的资源，以文艺大众化为旗帜，把中国现代文学最初选择的通俗化、平民化道路坚持下去，并引向深入。 因此，“左联”成立时，除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之外，还同时设立了“大众文艺委员会”，而且在成立后不久，便在自己的机关刊物《大众文艺》和《拓荒者》上围绕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讨论。之后，“左联”又分别于1931年和1932年发动了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如知识分子作家阶级立场的转换问题、文艺旧形式的改造与利用问题、文学语言的大众化问题、工农作家的培养问题等，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后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过程中十分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 本文试图以阳翰笙的理论贡献为切入点，对“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行研究。 阳翰笙是“左联”党团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左联”内部一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别是在1930-1934年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过程中，阳翰笙先是在1930年5月《拓荒者》杂志上发表《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一文，参与了第一阶段的讨论；之后又在1932年6月《北斗》上发表《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一文，参与了第二阶段的讨论。与当时参与讨论的其他左翼理论家相比，阳翰笙虽然发文不算很多，但这两篇文章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论述十分深刻，对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深入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当代学者在对“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研究时，大多以瞿秋白、鲁迅、郑伯奇、茅盾和冯乃超等人为中心，对阳翰笙的文艺思想很少关注，尤其是阳翰笙在1930年发表的论文《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更是鲜有人提及。在“左联”研究中，这是一个明显的缺失。 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第一次集中讨论，源自《大众文艺》。这是一份在“左联”成立前就存在的期刊，“左联”成立时，将它变成了自己的机关刊物。1930年初，这份期刊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向当时一些左翼理论家约稿，先后收到沈端先、郭沫若、陶晶孙、冯乃超、郑伯奇、鲁迅、王独清的回复。是年三月，七个人的文章在该杂志刊出。整体而言，这七个人的文章都不长，沈瑞先、陶晶孙、冯乃超、鲁迅、王独清的文章都不上千字，短的也就四五百字。只有郭沫若与郑伯奇的文章稍长，在1500到2000字之间。由于讨论刚刚展开，大家的观点还十分简单，接触到的问题也十分表面。郭沫若的文章虽略长一点，但扯了很多闲话，并用不少篇幅谈了日本文学的情况。鲁迅的文章虽然观点很尖锐，但他基本上对文艺大众化能否展开持怀疑态度，认为在大多数人不识字、言语又不统一的情况下，“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②在这组文章中，讨论得最认真最深入的，是郑伯奇的文章，他指出，“大众文学应该是大众能享受的文学，同时也应该(是)大众能创造的文学”，并触及大众文学的语言、作者的身份、读者的阅读水平等在后来的大众文学讨论中经常讨论的问题，但也仅仅是点到为止，很少有理论上的深入论证。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