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提出并阐述了许多重要的诗学和哲学命题，在艰苦环境中为现代学术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鲍恰罗夫所言：“在半个多世纪间米·巴赫金深入研究自己的一系列充满内在艰辛的诗学和哲学问题。在不同时期这些完整连贯的系列问题的不同方面充分激起了他的兴趣。”[1]其间狂欢问题则始终处于他的学术兴趣的中心。而他在关于狂欢文化和狂欢化文学问题的研究中，不断地提出和张扬着双重性（амбивалентностъ）（注：双重性，原文为амбивалентностъ，在巴赫金论著中频繁出现，但中文版《巴赫金全集》由众多译者译出，因而有“双重性”、“两重性”等不同译法。笔者以为，“双重性”较好地表达了成双成对之意，固本文采《拉伯雷研究》中李兆林、夏忠宪诸先生译法。）的思想和原则。在他的狂欢诗学里，双重性一直是一种基本的哲学立场，是他观照事物的基本尺度，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 双重性范畴的正式提出，最早是在其诗学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在论及陀氏作品体裁的狂欢化特色时，巴赫金提出并阐述了双重性思想。在巴赫金看来，双重性首先是同一事物相反两极属性的对照共生。任何事物，在巴赫金眼里都不是单面的，纯粹的。生与死，新与旧，枯与荣，尊与卑，种种相反两极的属性往往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互相依存。在某一属性的表面之下潜在地包含着另一种属性。例如欧洲中世纪狂欢节的加冕和脱冕仪式。“加冕和脱冕，是合二而一的双重仪式，表现出更新交替的不可避免，同时也表现出新旧交替的创造意义。……加冕本身便蕴含着后来脱冕的意思。加冕从一开始就有两重性。……在加冕仪式中，礼仪本身的各方面也好，递给受冕者的权力象征物也好，受冕者加身的服饰也好，都带上了两重性，获得了令人发笑的相对性，几乎成了一些道具（但这是仪式用的道具）。他们的象征意义变成了双重的意义。……狂欢式里所有的象征物无不如此，他们总是在自身中孕育否定的（死亡的）前景，或者相反，诞生孕育着死亡，死亡孕育着新的诞生。”[2]显而易见，这里的双重性，意指事物的两个极端、两种倾向、两重意义、两个方面、两层内蕴，如此等等。在有关狂欢节的各种仪式和各种形象的象征意义的论述中，巴赫金深刻地阐明了这种思想。 巴赫金认为，“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而一的，他们的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诞生与死亡（妊娠死亡的形象），祝福与诅咒（狂欢节上祝福性的诅咒语，其中同时含有对死亡和新生的祝愿），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后，愚蠢与聪明。对于狂欢式的思维来说，非常典型的是成对的形象，或是相互对立（高与低，粗与细等等），或是相似相近（同貌与孪生）。”[2]例如狂欢节上的火焰，是毁灭世界同时又是更新世界之火；狂欢节的笑声，既是死亡与再生的结合，又是否定（讥笑）与肯定（欢笑）的结合。相反的两极属性就如此奇妙地结合于事物中，构成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这种两极属性的对照共生是狂欢节形象的共同特点，也是人类亘古以来源远流长的生存状态。正是这种狂欢节形象的双重性，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西方作家的艺术思维，使他们在描绘事物、刻画形象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赋予其双重意义。作为狂欢化文学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大多具有双重人格，其渊源正在于此。“那重要的主人公都在临近死亡（指遭到否定），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生（指变得纯洁而超越自己）。”[2]这些人物身上无不打上深刻的双重性烙印。 此外，双重性也指不同事物的相反意义，或具有不同属性事物之间的正反对照。事物的特点往往是在对照中凸显出来的，事物的存在意义也往往在对照中来体现。按照巴赫金的思想，双重性也就是事物双方在相互观照、相互映衬中凸显出来的双重意义。例如老年——少年，夸赞——责骂，正面——背面，悲剧——喜剧，等等。“这一点可以表述如下：两个对立面走到一起，互相反映在对方眼里，互相熟悉，互相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按照此原则来构筑其狂欢化作品结构和表现其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在他那个世界里，一切都与自己的对立面毗邻而居。爱情与仇恨毗邻，爱情了解也理解仇恨；仇恨也与爱情毗邻，仇恨同样理解爱情（如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对德米物里·卡拉马佐夫的爱，伊万对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的爱，还有德米特里对格鲁申卡的爱，在某种程度上也属此类）。对神明的信仰与无神论毗邻，在无神论中反映出自己，并且理解无神论；无神论同样与信仰毗邻并理解它。上升和高尚与堕落和卑鄙毗邻（如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我毁灭的渴望毗邻（基里洛夫）。纯洁和贞节可以理解罪过和淫欲（阿廖沙·卡拉马佐夫）。”[2]相反事物的毗邻而居，一方面在对照中突出了双方的特色，另一方面彰显了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毗邻和对照又体现了巴赫金双重性思想的又一层内蕴。 双重性既是巴赫金对欧洲狂欢文化的感性体验中把握到的文化精神，是他对狂欢文化的深层内蕴的追问结果，同时也是他的狂欢诗学理论的话语基石。换言之，巴赫金对狂欢诗学理论的阐述是建立在双重性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他对狂欢文化内蕴和特征的分析和发掘是遵循双重性这一基本原则进行的。他在总结狂欢文化和狂欢化文学的精神，分析狂欢节的种种现象和狂欢化文学体裁与人物时，总是从双重性的立场出发，从而使这种分析贯穿着双重性的思想和原则。由此，双重性在他的诗学里便具有了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巴赫金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他的狂欢诗学理论。双重性思想在这里成为他打开中世纪狂欢文化大门进而了解其深层奥秘的一把钥匙，成为他对拉伯雷创作及其文化渊源进行把握的基本尺度。他对狂欢节的非官方色彩的分析，对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的体验，对狂欢形象的物质、肉体性的研究，以及对狂欢文化的怪诞、诙谐特征的把握，无不置于双重性思想的观照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首先明确强调了双重性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对立统一、矛盾统一思想的区别。他说：“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灭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这样可以说已经表达出了狂欢式的基本思想。但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这个思想在这里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体现在具体感性的仪式之中的生动的世界感受。”[2]双重性的世界是生动的感性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两极，死亡与新生，粗俗与神圣，卑下与崇高，精明与愚顿，都是新鲜活泼的感性实在。它不是严肃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体现出幽默风趣，生动可感。正如巴赫金所强调，它“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观念，不是关于普遍联系和矛盾统一等的抽象观念。相反，这是具体感性的‘思想’，是以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表现为游艺仪式的‘思想’。”[2]加拿大学者A·萨杰茨基在论及巴赫金这一思想时也精辟地指出：“这古老的双重性不是僵死的遗迹，它是活生生的，在所有狂欢参加者那里都可以找到其主观回响。”[3]正是这种思想千百年来流行于欧洲的广大平民大众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文学艺术作品里，成为文艺狂欢化的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