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别人如何，张光芒几篇据说颇受关注的文章，《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我读得非常吃力。立意横空出世截断众流、论述自相缠绕自相矛盾。我不知道作者想说的到底是什么，但感觉文章中对启蒙的新定义、对现当代文学的新评价、对今后文学走向的新规划，问题很多很大。 先说第一点。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其社会内涵和精神气质乃是中华民族之生命历程的展开和记录。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对它进行逻辑把握时须谨防概念、方法的暴虐，而应对其内在完整性和丰富性给予充分的尊重。张氏虽然反对“完全以西方后现代学说为理论根据”来描述评价，但他在坚持现代性前提下，自己定义并用以读解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视角或进路，仍远谈不上同情的理解。在对自己所谓体系的汲汲追求中，其概念、方法和结论，从西方的历史和思想角度看，是一种知识的错误；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的角度看，是一种事实的歪曲。 张说：“启蒙哲学精神与启蒙美学建构表现于审美结构中就是启蒙叙事。……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其特征在于，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发掘与提升到人的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从文意看，前面的“启蒙哲学精神与启蒙美学建构”与后面的“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同一性，如个别一般普遍特殊或理一分殊的关系，这一论述在逻辑上才能成立。但实际呢？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这应该也就是启蒙哲学的精神。那个运用理智的主体，则是作为感性存在的个人。布克哈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对这一段历史有生动描述与精彩论说。它的核心，则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从哪里发现？教会和神的笼罩下。 在“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发掘与提升到人的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中，只有“本能欲望之发掘”与启蒙勾连。“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云云，与文艺复兴的启蒙无涉。至于“本能欲望——理性——自由意志——创造自我”和“欲望”——情感——自由意志——创造自我“的复式结构，更像是思想史家对素朴历史的过度诠释。但是，我没看到作者对材料的归纳和逻辑的推理，大概是诉之于“由胳臂到大腿”的幻想吧。当时北京大学文化人对再生(renaissance)的渴望和认同，应该是由所谓启蒙主题奏响的。但作为主旋律，充其量也只唱了不足二十年，从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以及由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民族危机看，这种个人本位的启蒙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展开，岂能足以支撑如此“完整”的哲学架构？如果属实，它又体现在哪些作品、哪些作家上？鲁迅具有面对黑暗的勇气，但心底并无多少亮色；巴金有追求幸福的热情，笔下却多是悲剧。郭沫若、茅盾、丁玲么？他们带着爱国热情和理想主义，高唱洪波曲，却在阴差阳错之中，连自己的人格也被扭曲，令人叹息造化弄人！ 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张氏笔下只剩两个字——启蒙：“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建构虽是以救国、立国或政治叙事作为缘起的，但当启蒙主义真正进入建构过程之后，政治与国家观念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抛掉了。”在民族的独立解放面前，个人的自由幸福退居其次，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也是三十年代绝大多数作家的共识。将“救国、立国或政治叙事”与“本能、自由、意志、自我”割裂对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虽然强势集团利用前者打压后者，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无法在理论上调和，更不意味着现代作家在二者间作出了排它性的选择（有些所谓自由主义者指责丁文江等与当局的合作，同样是对近代历史之复合性特征的无知）。“救亡压倒启蒙说”的问题正在于此。它预设了救亡与启蒙的对立，似乎历史应该且只能是启蒙逻辑一元舒展。这样的思想命题适合对专制的批判，却未必适用于对历史尤其是文学史的意义研究。 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此凌空蹈虚的自话自说，还有人称为新体系。在我看来，作为思辨，它太过混乱；作为描述，它完全不合事实。历史是不可重复的，文化（活动和现象）的意义内在于民族生命的发育过程之中。正如五阶段论之类一样，将基于西方历史和社会经验的理论框架用于中国问题的解读时，必须要有主体的自觉，有一个“得意忘言”的转换，切忌生吞活剥照猫画虎。对此，张氏表面看似有所意识，但实际却是五十步笑百步（什么“中国启蒙文学运动自身就包含着自我异化的基因”之类，根本就是霍克海姆《启蒙的辩证法》之东施效颦）。由于学术准备不足，而创建体系的冲动又太过强烈，这种方法论上的病灶于是被放大而成为反面标本。 结合第二点，对现当代文学的新评价，我们对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因为，所谓“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只有在运用于实际时，它的内容及其荒谬性才能彻底反映出来。1949～1976年的文学被论者称为反启蒙文学。但是在张氏理解的启蒙文学脉络里，“恰恰是反启蒙文学起到了启蒙作用”；因为它有一种“道德形而上主义”。 让我们来看三段话：“像鲁迅的《呐喊》、《彷徨》，对人们认清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及批判国民性弱点具有伟大的启示意义，但是面对娜拉出走之后怎样这样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命题却似乎无能为力。而《青春之歌》、《闪闪的红星》、《红岩》等作品却实实在在地塑造了一代至几代人的灵魂世界。……受革命乌托邦影响的人则具有坚定的人生信念，总能够像夸父逐日般向着一个既定的神圣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江姐宁愿牺牲也不屈服，对她来说，这一行为更为本质的动力并非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之美好愿望本身，而在于这种崇高的理想已内化为她一切幸福感、荣誉感、自尊自爱的源泉，随着血液循环而在体内流淌、沸腾，提纯、疑结为个体性的主动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此而献身便是其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是她自我价值的最高意义的确认”；“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一信念使建国前后的文学取得了逻辑的一致性与承传性。……（并）解决了一个人人都要追问的方向与道路的问题。十七年文学不正是将这一答案作为一个新的起点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