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文艺哲学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研究对象及其表现方式。布洛赫不同时期的理论诉求指向的是他对“美好生活的梦想①”,对“希望”乌托邦式的阐发和对人性启示录式的彰显。对这些之前鲜有人问津的文化遗产,布洛赫借由诗性的言说来揭示其中的乌托邦蕴含,这使他成为20世纪屈指可数的诗人哲学家。诗学与哲学的会通在布洛赫看来是必然的。布洛赫在不同著作中,使用表现主义的写作手法呈现“乌托邦”这一兼具美学与哲学色彩的核心概念,并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寻觅乌托邦的“踪迹”。布洛赫版本的“乌托邦”作为其过程哲学的表征维度,体现了一种“尚未”精神统领下的美学本体论,它与人文主义同构,是革命性与建构性的历史进程“对‘内在性’(Innen)的表述”②。布洛赫的文艺观便是建基于此。 在布洛赫看来,文学艺术是乌托邦存系的场所,是人类“尚未”意识的产品。弥漫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各类文学艺术充满了“乌托邦剩余”( Uberschuss),即文艺作品的意义业已超越作者个人主观愿望投射的部分。乌托邦剩余向我们展现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作者运思实现的可能性,进而彰显当今生活中所缺席的维度,警醒人们时刻持守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我的认知和对至美“家园”的向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布洛赫摆脱了诺瓦利斯哲学思乡的淡淡忧愁,通过实践,寻觅这种乌托邦式的“家园”情怀在文艺作品中预留的踪迹。细考起来,布洛赫没有完整的美学理论,但他的美学思想与其伦理学、政治学和哲学思想融为一体、休戚相关,也正因如此,布洛赫挪用“Vor-Schein”这一哲学术语作为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概念。 二、概念的源起与界定 “Vor-Schein”这一概念是布洛赫1935年参加巴黎文化保护国际会议时提出的③,它蕴含着深邃的德国古典哲学色彩。从语源角度来看,在德语中,可以表示“外观”或“显现”有两个词:Schein(动词形式为scheinen)和Erscheinung(动词形式为erscheinen)。Schein本身具有“显现”和“光照”两层含义;Erscheinung只有“显现”之义。在康德之前,Schein可以同Erscheinung和Tauschung(幻相)互换使用。但康德对此进行了较明确的区分。他把 Erscheinung解释为可见的现象(phenomenon),即我们依据感官和理解对客体的观察,与之相对的是本体(noumenon),它是超越感官的现实。Schein是一种幻相(illusion),它源于现象和本体的错误判断。康德把这种解读和阐发运用到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建构中,他认为雕塑和建筑是感官真理的艺术,绘画与之相比,仅仅提供了三维空间的幻相。对此,席勒给出了不同的阐释:Schein不是幻相,更不是欺骗,而是“相仿”(semblance)。Schein是所有艺术作品的特征,也是任何审美关照之物的特征。黑格尔也不同意康德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为康德做出这一区分的基础——主观唯心主义正是黑格尔所极力反对的。黑格尔认为康德所言的现象应该是Schein,而不是Erseheinung。与Schein对立的是“本质”(Wesen; essence)。本质可以展现他物,但它本身被Schein遮掩。从这个意义上说,Schein就是Sein(Being)。因为Schein和Sein这两个发音相似,语源较远的词都依傍本质且并非全然彰显它。此外,黑格尔版本的Schein保留了“光照”的含义。黑格尔将本质作为内部的光照,这种本质的展现需要借由外部的光照,即表相,换言之,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Schein“光照”与“中介”两层含义。同席勒一样,黑格尔认为艺术中含有Schein的因素,他把Schein同幻相区别开,使之与
(美)关联。④ 布洛赫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他在Schein前面加上了一个词缀“Vor”(在……之前),使之作为自己论说美的逻辑中介。布洛赫认为美的事物给予人们快感和享受,而艺术之美不同于饮食,前者所带来的快感不会因为消耗而丧失,相反,艺术的美会萦绕于心。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艺术之美仅仅源于其外在形象的显现吗?艺术之美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历史上对美的种种论说大都围绕着这些问题。在现代性逐渐萌发的物化处境中,既有席勒先知般地宣称我们如今经历的美的事物未来会变为真理,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之类的正面阐发,也有西方启蒙理性对艺术贬低而带来的对美的漠视⑤,如尼采眼中的诗人都在撒谎,他们通过艺术“把一层肮脏的面纱笼罩在生活之上”⑥,让生活变得更容易被容忍;培根更是认为艺术的烛光根本无法与真理的日光相比,艺术家终日与显现的形象为伍,他们走向的终点并非是真理,而是其反面。理性系统中美学维度的缺席、启蒙时期信仰与美的格格不入在布洛赫看来都可以归结为“艺术是形象(即美学显现:笔者)的游戏”这一观念。布洛赫认为艺术家实际上永远心存一种对真理的追寻,但是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呈现真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议题。究其实,艺术的真理问题是美的形象的可描绘性问题。真理的美学问题答案在于:“艺术形象并非仅仅是形象,它是一种用图像包装的意义,它的内部含有持续的动力,在这种意义中,夸张与叙事代表了现实某种重要的Vor-Schein,它徘徊于积极的当下并彰显其含义;在Vor-Schein中,事物以一种特定的美学内在性方式得以描绘。”⑦ 正因为Vor-Schein的内涵丰富,对它的迻译显得尤为重要。但选择一个合适的术语并非易事。内维尔·普雷斯(Neville Plaice)在翻译三卷本《希望原理》时,使用“preappearance”来表示这一概念;韦恩·哈德逊(Wayne Hudson)在他的专著《恩斯特·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沿用这一译法;安德鲁·乔荣(Andrew Joron)在翻译布洛赫的《文艺论文集》时选取了“showing-forth”一词;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称之为“ontological anticipation”;杰克·齐佩斯(Jack Zipes)在《文学艺术的乌托邦功能》一书中,似乎受到詹姆逊的启发,用“anticipatory illumination”与之对应,并撰文《前言——朝向期待启明的实现》(“Introduction:Toward a Realization of Anticipatory Illumination”)作为该书的前言。在中文里,该术语常被译为“前假象”、“前表象”、“前显现”、“预显”等。由此可见,这些中文译名集中展现了这一概念的美学显现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布洛赫使用该词的另外一个层面,即给予“光照”的涵义,而这层启蒙的意蕴正是布洛赫挪用这个德国古典美学词汇的初衷。故此,本文沿袭詹姆逊和齐佩斯的思路,将该核心概念译为“期待启明”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