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发展脉络的历史回顾，提出在文化对话的广阔背景上建立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以期为未来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确认中远期目标。从文化人类学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双重影响着眼，比较文学作为通向文学人类学的必由之路，作为加强文化交往与沟通、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心理障碍、确立文化相对论平等对话观的有效途径，已日益变得明确和必要。随着后殖民时代多元对话的展开，文学研究本身获得了发掘文学艺术的人类学价值，促进人类文学经验的会通和整合的新使命。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文化对话 文学人类学 人类文学经验整合 一、引论 回首20世纪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长足发展十分引人注目。然而，比较文学学者常常为自己的研究算不算一门学科、有没有“嫡传合法性”而忧虑，许多自我正名和辩护的努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化用精神分析的语汇，或可称为比较文学的“无根情结”。11年前，乌尔利希·韦斯坦因套用高更的一幅画名来质问自己的比较文学生涯：《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D'où venons— nous? Que sommes—nous? Où allons—nous?）这三个相关的问句恰切地表达了由“无根情结”派生出的自我质询。其实这种叩问历史根脉、寻找立足点、确认方向感的迫切需要并不只是比较文学学者特有的神经过敏之产物，而是文学研究乃至所有人文学者处在迅速变化的世界格局之中都不得不明确的自我认同问题。当今的文化变迁（culture change）所激起的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足以使那些过去名正言顺的学科和有着根深蒂固传统的人文研究规范（norms）都发生动摇，受到挑战。只是由于地基不深，立足不稳的比较文学在这场大变局中震感更强烈，危机也更明确的缘故，才会有频繁的“生存焦虑”以及相应的自我治疗、自我慰藉的顽强需要。 如今，距韦斯坦因的自我叩问不过10年多，却仍有必要重新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冷战结束，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和世界性市场的形成已经对比较文学学者的自我定位产生了根本性影响。随着文化交往升级和文化对话的空前扩大，一种以多元取代一元、边缘挑战中心为特征的超学科的文化研究正方兴未艾，预示着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新趋势和新格局的到来。我们在此时提出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作为比较文学发展的中远期理论目标，或可借此消解“无根情结”和方向困惑，使比较文学继续发挥促进文艺学总体变革的先锋作用。 二、比较文学作为通向文学人类学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在文化对话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目共睹的业绩，但比较既不是理由，更不是目的，而毋宁说是一种手段，一种过渡和中介，它的未来的理论目标将通向文学人类学（或称人类学诗学）。 从文学研究本身看，比较文学比国别文学的封闭研究传统是大进了一步，但如果参照一下文化人类学的进展，就不难发现比较文学学者仍不免有作茧自缚、划地为牢之嫌。把一国文学同另一国文学比较，或把一个语种的作家同另一语种的作家相比较，充其量只能看作通向对人类文学的本质与功能认识目标的一个起点，一种过程，因为世界上有数千个民族和一千多种语言，其中的每一种都毫无例外地应视为“世界”或“人类”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在比较文学学者大声疾呼、著书立说、成立组织、召开会议，试图把这一研究作为合法学科或至少是合法学派确立下来，并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伏尔泰与《赵氏孤儿》之间寻找平行的或影响的关系时，人类学家已在从容不迫地整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各种社会和文化的民族志材料，并以此为基础去思考人类文化的普遍规律问题了。19世纪作为欧美人类学之父的泰勒和摩尔根试图概括人类进化的程序，都是建立在300多个社会的样本上的。相形之下，19世纪末提出《文学的比较史》的戴克斯特所预期的文学理想也只不过是“欧洲的”而已。而本世纪初洛里哀著《比较文学史》（1903）欢呼世界大同之到来，译者傅东华亦随声附和地称扬此书“把从最古时代直到现在的世界上每一角落的文学纤屑无遗地用不过繁重的篇幅统统都收摄起来”[①]。细览其书，只是被迫接受了东方学的历史成果，在一部欧洲中心的欧洲文学史的框架上点缀了若干“东方”民族文学的花絮。全书二十章，除首章讲欧洲文明之前的四大文明背景，第二章讲印欧文明的分化，第九章讲到中古亚洲文学及其对欧洲的影响外，其余十七章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讲欧洲文学，这样一部文学史在当时已经让人感到视界大开、登泰山而小鲁了，却实不知“世界上每一角落的文学”在哪里。仅以第九章提到中国文学的一段来做例子，总共不过几行字，说到的作家仅四位，却把王维和骆宾王二人说成是李白、杜甫的后继者和劲敌。一段空洞的赞叹之词竟以如下一句作结论，更令人感到痴人说梦一般的迷惑： 然而看它种种的刻画功夫，看它对于日常生活的真际的观察，也再没有一种文学比它更和我们自己的文学相似。[②] 从比较研究方法的发展来看，文化人类学也较比较文学大大领先了一步。众所周知，人类学的成立便是以跨文化的比较为方法论背景的，在那里，比较不需要正名和辩护，因为它不仅是“人类”这一大旗之下天经地义的方法，而且也是赋予人文研究“科学性”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