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文艺思想中的文才尊奉观念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树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的文才尊奉观念主要体现为:尽管先天素质与后天修养皆为文艺创作不可或缺,但诚如刘勰所云“才为盟主”,对于非普及性的、具有艺术品位的创作而言,所有人力的参助、补救以及润饰,都必须以具备文才为前提;文才相对于其他才能而言有着不可复制的独到性与不可通约性,严羽将其命曰“诗有别才”。作为以上美学内涵的意义呈现,禀赋文才在艺术评量与世俗价值认定之中作用非凡,它对文士与文体都能够实现价值的升华,因此这种意义呈现也成为文才尊奉的表现形态之一。而文才之所以受到如此尊奉,根本原因有二:文才为主体性中所有,本源于“天”(自然);文才有其灵能,可以创化。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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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春秋之前,才已经成为主体能力的描述性术语。先秦儒家研讨人性,将才与性的关系纳入尽才可以成性的理路,因此才、性的统一认知得到强化,是为“才性”。就美学范畴而言,那种与文艺创作关系密切的才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才”。它是一种主体独到的心智结构,涵融着文艺审美所必需的性情、气质,不过这种性情、气质仅仅是一种潜质,通过人力陶铸(又称“人事”,古代文艺理论往往称之为“学”)它可以激发并释放为主体具有偏宜性的势能,这就是性能或才能。古人视这个过程为性发其体、学成其用的天人合一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历代文艺理论批评文献中,文才的称谓并不固定,但凡与“天”相关的概念大多曾经成为文才的指称,诸如才性、性、禀气、气、性灵、天、自然、天机等皆是。

       作为文艺创作的核心素养,文才进入审美批评视域之后,迅速成为理论关注的重点,性、情、气、德、识、学、法等范畴缘附而聚,兼涉先天与后天、个体情性与社会规范、内质与外显形态,其产生的意义集中于保障文才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而在对文才如何完善、如何保障、如何表现的观照过程中,一个以才为核心的主体论范畴体系、一个具有中国美学独到特征的文才思想系统诞生了,文才尊奉的观念也由此形成。当然,文才具有发散与破缚性,荡检逾闲是其常态,于是相应的道德规约及美学规范便在所难免,尊奉与敛抑的统一成为中国古代文才思想的重要特征。本文拟对这种文才尊奉观念的表现形态及其成因给予初步的归纳、梳理,限于篇幅,文才敛抑的内容留待随后研究。

       一、才为盟主,学为辅佐

       以文才为创作根本的思想早在汉代就有了萌芽。司马相如创言“赋心”,非此不可有为①。这个“赋心”的本旨指向潜在的灵智,有着本于自然的特征。汉魏之际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这个“气”与“赋心”的内涵部分接近。杨修论曹植文章“含王超陈,度越数子”,其根源在于曹植“体通性达”而“受之自然”②,同样是颂扬曹植的才禀。

       及至魏晋,陆机在宣扬“程材效伎”的同时,又以比喻的形式对文才与创作的关系做了描述:“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③所谓“琼敷”、“玉藻”,是天赋才华的比喻,它与田野中的菽苗、野草一样,具有自然性质。如果才华“不盈于予掬”、“挈瓶之屡空”,直接导致的就是“昌言之难属”。言外之意就是:如有盛才,则可佳思如流。由此可见,魏晋之际,人们普遍认为,具备文才是文艺创作不可替代的前提。随着六朝标榜天才时代的到来,文才这种根本性的地位获得了普遍关注,大致体现为以下正、反两端:

       其一,从正面而言,创作品评与文人的论定,其依据就是文才。魏晋之后,一般文艺批评皆践行“褒贬于才略”④的标准。《文心雕龙》对历代文人的考察,采取的策略便是着力辨析批评对象的才词、才思、才情、才学、才力、才识情态。又如潘岳、陆机的比较是六朝文坛的一个重要话题,钟嵘《诗品》记载了时人的品目:李充以为潘岳“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则称“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一重潘岳,一推陆机,各不相能。钟嵘则最终归结于文才较量:“陆才如海,潘才如江。”⑤虽皆有滔滔之势,但百川朝宗,江河入海,优劣答案即在其中。

       其二,由反面立论,“才尽”则绝无美句。有关“才尽”的传说,最为著名的便是“江郎才尽”。这个典故始见于《诗品》,《南史·江淹传》有详细描述: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⑥

       类似传说之所以在文艺重才思潮大兴的六朝之际产生,其中即隐含了文艺创作关乎才、决定于才、才乃天赋不可勉强等对文才的崇拜心理。才与文艺审美之间的因果通过如此确凿不疑的反证得到进一步强化。

       与才相关话题在六朝的兴起,是以两汉人伦识鉴重才、汉魏人性自觉为基础的,其时文艺理论聚焦文才,赋予其非同寻常的身价,有着标榜“性中所有”地位的强烈诉求。而文才如此的地位,不仅仅以这种直接礼赞的形式确认,更为核心的则是在“性中所有”(天、自然)与后天人事的对比中得到彰显。司马相如的“赋心”就是相对于“赋迹”而言的,“赋迹”指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外在形貌,凡是文人通过习练皆可谙熟,但“赋心”却不可凭借“赋迹”的熟谙而拥有⑦。曹丕论“气”,也格外宣示其“不可力强而致”的特性⑧。以上相关认知至《文心雕龙·事类》得到了系统的理论升华: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饱学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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