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经过反思百年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状况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几乎成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的一个共识。不过，究竟如何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尤其是如何对待西方文论在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中的作用和地位，仍然人言言殊，歧义纷呈。诚如陈乃平、楚昆在《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所说，关于西方文论在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三种态度：一是完全否定，二是基本肯定，三是辩证把握。①我们认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应该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这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论，也是中国现当代文论发展的现实，同时还是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和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文论的现代化与西方文论 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进行的；它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基本失语，而创建了西化为主的文艺理论体系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最终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地位。 学者聂运伟在《中国式文学概论的最早范式——〈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研究法”课程讲授要义评析》中说：一般而言，说“文学概论”成为一门课程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也是“西化”的产物，是有事实根据的。从1920年至1946年，国内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四十多种，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刘永济《文学论》(1922)、马宗霍《文学概论》(1925)、潘梓年《文学概论》(1925)、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马仲殊《文学概论》(1930)、老舍《文学概论讲义》(1930-1934)、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赵景深《文学概论》(1932)、陈穆如《文学理论》(1934)、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1934)、陈君冶《新文学概论讲话》(1935)和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这十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论述的话题、写作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其理论框架、写作范式基本上是按西方学术规范运作的，或移植、或翻译、或以西域文学思想重解本土文学现象，思想根底无疑都渊源于西方文学理论。②尽管当时的文艺理论家还有着深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民族情结，但是事实上，正是西方文论的体系，使得中国古代文论严重失语，从而形成了西方化的中国文艺理论。上述那些文学概论的教科书就是实实在在的表征和明证。当然，中国文论的现代化是与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同步的，而且充当了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先锋。“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以西方“科学和民主”的文化和文论批判取代了封建主义的文化和文论，而且采取了非常激进的姿态，“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形成了独特的“洋泾浜”文论话语，并逐步形成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来言说中国文艺现代化的实践。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可以说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杜书瀛、钱竞主编，辛小征、靳大成所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上卷中指出：“作为近代文学运动的开端，‘诗界革命’存在很多缺陷。梁启超在提出‘诗界革命’以后，始终主张‘求之于西方’，向传统以外寻求价值标准，但却没有言出即行，实际引进西方诗学，以致‘诗界革命’半途而废。相反，在‘诗界革命’期间，真正以西方思想改造中国诗学的，却是王国维。”③像梁启超和王国维一样，鲁迅、周作人兄弟也是通过明治维新西方化以后的日本接受了西方文论的思想观念和体系话语。而蔡元培则是直接通过德国美学和文论引进了西方美学和文论的体系话语。最早开设文学概论课程的梅光迪，虽然是当时的保守派“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1918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国，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开设了文学概论，1921年他在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时也开设了文学概论课程，“直接采用温采司特的《文学批评原理》作为教材”④，后来他的《文学概论讲义》油印版被发现，其中就附上了大量英文的原文。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现代化的西方化状况的具体表现。⑤ 到了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之际，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齐头并进，甚至合而为一。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将“科学和民主”的文艺理论接纳为中国文论的模板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俄苏的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经过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的译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论，尤其是俄苏的马列主义文论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化进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及早期共产党人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的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年轻的激进作家、艺术家、文论家、文艺批评家主要通过日本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引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把矛头指向了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人，以俄苏和日本的某些政治化的马列主义文论，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要求建立所谓的“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这次论争促使鲁迅等作家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原著，比如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广为传播，并且在左翼文艺家与“民族主义文学派”、“新月派”、“自由派”和“第三种人”、“论语派”关于文艺大众化、“两个口号”的争论之中，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定地位和作用。周扬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944)可以视为中国文论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成果。这本书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南，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等人的文艺理论论述，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主要的成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和小结，为中国文论现代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化方向做了一些奠基的工作。而这种奠基工作，尽管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方向和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从广义上来看，从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方向和道路，仍然是一种特殊的“西方化”。不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都是西方人，而且他们的思想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西方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总结；俄苏虽然地跨欧亚两大洲，但是，从思想文化的传承来看依然主要是属于西方范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