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界限趋于模糊

——90年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审美文化之审视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立元(1945—),男,上海人,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美学。复旦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上海 200000

原文出处: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经历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型,审美文化也不例外,文化艺术雅俗界限的日趋模糊甚至消失,便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它与“全球化”的语境有密切联系。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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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 2000)06—0036—04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加速转变,中国的社会文化也发生、经历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型,其中,审美文化也不例外。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中国的审美文化出现了许多过去从未有过的新现象、新景观,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文化艺术雅俗界限的日趋模糊甚至消失,便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这种新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它与“全球化”的语境有何联系?弄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因势利导,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把中国审美文化引向健康发展的大道上去。

      一

      众所周知,“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学艺术迎来了初步的繁荣。与以往相比,80年代的文艺除了保持紧跟时代、关注现实的传统特色外,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对艺术审美本质的强调,成为多数艺术家的共同追求。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审美反映论取代了传统的反映论而上升为主流观念,多数艺术家和美学家都认为,审美性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是文艺之为文艺的根本特征。“审美”一词,正是在此基础上被广泛采用而逐渐成为流行术语的。“审美文化”这一概念之所以在80年代后期才被普遍推广,其源盖出于此。

      与这种将审美置于首位的艺术文化主潮相对应,80年代文学艺术的雅俗界限是很分明的。那个时期,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文艺承担着过分重大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其消遣娱乐作用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文艺的审美形式创造,仅仅或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意义,更好地发挥认识和教育功能,因而,当时的严肃文艺即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相比,在整个艺术和审美文化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和强势,不仅在质量上是如此,而且在数量上也压倒通俗文艺。80年代中期,作为高雅文学重要阵地的许多大型丛刊,如《收获》、《当代》、《十月》、《钟山》等,订数都在几十万份甚至上百万份,不亚于畅销的通俗文学作品的销量。而且,在当时读者群体中,普遍的看法是,读通俗作品属于欣赏水平不高的层次。而专业作家和文艺理论界,则认为雅俗文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高雅文艺思想性、审美性较强,通俗文艺思想性、审美性较弱。有人甚至把通俗文艺等同于低俗文艺,竭力予以排斥。在这一文化氛围下,雅俗文艺之间,泾渭分明,界限清楚。

      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通俗文艺迅猛发展、来势汹汹,不断扩张,并一步步侵犯、蚕食高雅文艺。如雅文学刊物的订数急剧下降,而曾被视为低级庸俗的“地摊文学”的销量却飞速上升,以至于引起一些专业人士的担忧,有人甚至惊呼:“纯文学为何知音日少?”然而,这种势头并不稍减,反而愈演愈烈,进入90年代以后,在整个社会审美文化中,雅俗的地位倒了个个儿,通俗文艺上升到了主流地位,高雅文艺反被挤压到边缘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高雅文艺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一部分艺术家坚守“高雅”的立场和阵地,丝毫不退让,但他们的处境日见其难;另一部分艺术家则比较通达、灵活,他们根据多数受众审美需求、趣味的变化,对自己的艺术创作及时作出适当的调整,总体上是向通俗的方向接近、靠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高雅文艺固守的审美尺度和标准,而与通俗文艺的某些方面的特征相重合,因而重新争取到一部分一度失去了的读者观众;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家干脆“下海”,直接“玩”起通俗文艺来。就拿文学创作来说吧,从80年代末起,除了少数作家坚持“精英”、“高雅”立场外,多数作家的作品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或通俗化,就连一些原本比较先锋的作家也不例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高雅文艺不同程度地通俗化,换言之,雅俗文艺之间的界限不再是那么泾渭分明、清晰可辨了。

      90年代以来,有两个较为典型的审美文化现象值得关注:一是“王朔现象”,一是“金庸现象”。这里不拟对王朔的作品作思想、艺术评价,只是想从雅俗角度略作分析。王朔作品刚露头角时,给人们的印象是,语言带有反讽和调侃性,乃至某种“灰色幽默”的风格,用平民化的生活涂抹来解构英雄主义和崇高,具有某种反传统的实验小说的特征。就是说,它不属于通俗小说阵营,而属于高雅小说范围。但后来,一则王朔积极主动地参与通俗文艺的创作,前两年还亲自干起了影视剧的经纪人、策划人等,投身于通俗文艺的圈子,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二则他的作品常常“触电”,一触电,其原作的前卫性、实验性就被消解,被通俗化了。所以,王朔小说姓“雅”还是姓“俗”,很难判定,也就是说,他的作品,雅俗界限是模糊不清的。金庸作品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80年代,金庸作品的定位是一清二楚、没有疑义的,无论在精英还是大众圈子里,都认定其为通俗小说。因为在相当长时期内,武侠小说(无论新旧)都主要在通俗文学读者群中流行。但是从80年代末起,情况起了变化:除了原有的读者群外,知识界有相当一批读者加盟于其中,不仅知识青年(包括许多大学生和研究生)成了“金庸迷”,而且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教授)也成了金庸作品的忠实读者;有些学者还写了金庸研究专著,有的学者把金庸列在20世纪鲁迅之后的文学大师的位置上;去年金庸被聘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最近,还有传闻,金庸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样,金庸的武侠小说就从通俗文学上升为高雅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雅俗共赏的作品。于是在特定意义上,金庸作品的雅俗界限也模糊乃至消失了。 这两大现象殊途同归, 有力地证明了雅俗界限趋于模糊是我国90年代的审美文化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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