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由几位颇富才情的青年批评家率先举旗，在几家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参与下，沉寂许久的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热点”——关于“新状态文学”的讨论。 “新状态文学”论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们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座谈纪要、作品评论，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而持反对态度的论者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相比之下并不很多，更不系统；文学理论、批评界更多的人则保持沉默或冷淡。因此，目前“新状态文学”论继续在一个应者寥寥的比较小的圈子内流行：倡导者依然在积极地鼓吹，冷淡者依然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笔者拜读了有关的一些讨论文章，有一些未必成熟的想法，特提出来就教于有关方家。 一 首先，我很佩服“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的学术敏感和理论勇气。 文坛进入90年代之后，确实悄悄地在发生着许多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愈益明显。前两年已经有一些敏锐的批评家在一些作家的新作中感受、体验、发现了某些与以往不同的因素，并在批评中予以初步的揭示。但是这种发现与揭示大都是局部的感性描述或就作品论作品，很少有跳出具体作家、作品，从宏观的全局角度予以理论上的把握与概括的。“新状态文学”论的提出和倡导者们显然棋高一着，他们一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他们不拘泥于对几部具体作家作品细微的审美感受和读解，而是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带来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出发，把90年代我国文学的发展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加以重新审视；他们不满足于就作品论作品，而是从整个中国文坛、作家的变化的现状中来把握文学的“新状态”；他们不停留于研讨90年代的文学现状与发展态势，而且也注重对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反思，通过历史与现状的比照来揭示“新状态文学”的新特点；他们也不局限于对当前中国文学的思考，还关注在东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前提下，把“新状态文学”论与他们的“后新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论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他们的立论就有相当广阔的文化视野和一定的理论深度。这是“新状态文学”论问世以后比较引人瞩目、产生一定影响的主要原因。 应当承认，“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理论上确实比别人更为敏锐。他们常常能在文学的变化刚刚开始在地层深处萌发时，已经听到了岩浆的涌动，并及时地提醒人们注意；而且，他们善于借鉴、吸收西方文化（包括文学理论、批评）的新话题、新概念、新思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性地应用于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实际操作中，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因此，他们常常能领导文学理论、批评新潮流，在相对沉寂的文坛上制造出一、二个热点效应。“新状态文学”的讨论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毕竟给冷清的文坛带来一点刺激，注入一点生气与活力，无论对当前文学创作还是批评、理论都会有所促进。为此，我们应当感谢“新状态文学”论的倡导者们。 也应当承认，“新状态文学”论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我看来，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90年代文学，特别是部分小说创作，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同于80年代的新特点。“新状态文学”的倡导者们列举了一些新、老作家的作品，如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刘心武的《风过耳》、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张承志的《心灵史》、朱苏进的《接近于无限透明》，以及何顿、陈染、马建、韩东、张昊、海男、鲁羊等新一代青年作家的一些作品为例证，对这些作品的特色作了一些分析与概括。应该说，其中一部分对作品的感受、领悟、读解是相当细腻、准确的，评论与概括也是相当精辟、独到的，确实很敏锐地觉察并把握了90年代以来部分作家作品中显露出来的不同于以往作品的若干新特点，如指出90年代部分小说既不象“新写实小说”那样完全站在一个外在视角，以“零度感情”纯客观地描述对象，也不象“实验”、“先锋”文学迷恋于文体、语言的形式探索，而是以一种不经意的自由状态，自然而充分地呈现经作家自我体验的当下生存状态流；又如有的论者结合对若干作家作品的剖析，强调它们的个人性、精神性话语的凸现，指出作家以自身个体的当下情感形态（包括私人性、隐秘性的状态）投入写作，使作品带有浓重的自传性。这种感受与概括，同他们所分析的一些具体作品，确实有不少吻合之处，说明他们的审美感觉十分灵敏，能在许多人还未引起注意之时，已经发现并予以描述、揭示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新状态文学”论倡导者们将上述部分90年代小说出现的新特点自觉地与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联系起来，努力揭示其中的必然联系。他们认为，90年代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生巨大变化，一是国内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体制已初具规模；二是国际上“冷战后”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中国文化的转型：如雅俗文化的分流和多样化，纯文学从中心向边缘转移，实验文学与新写实小说受到冲击和冷落，80年代文学的“启蒙”与“寓言”“神话”的破灭及紧步西方后尘的“模仿”的终结；与此同时，作家受到的外部强制与自我心理障碍却也大大缩小，写作的选择性与可能性迅速增大，文学反而获得了解放与超越、并贴近文学本体的契机。这就造成了文坛与作家的“新状态”，进而形成了“新状态文学”。这样的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其思路从社会、文化大背景着眼，来揭示、阐述文学出现“新状态”的原因与必然性；理论视野相当开阔，的确可以自成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