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布克哈特是19世纪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家，他最享有盛名的著作是186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不仅奠定了西方史学对文艺复兴研究的基调，也确立了“文化史”这种既有别于实证主义又不同于历史哲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布克哈特师从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兰克，但他深受温克尔曼、歌德等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从美学、人类学的角度观察人类历史和思想的路径。艺术史学者乌多·库尔特曼指出：“尽管存在很大差异，布克哈特却是瓦萨里和温克尔曼真正的后继者。”[1]布克哈特对艺术也抱持着一种古典审美主义的观点，像他的两位前辈那样，将历史的识见作为对自己时代弊病的一种刺激和修正。同时，他也像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人文主义者那样，将眼光投向了希腊，企图为自身时代与希腊源头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与温克尔曼一样，布克哈特终生未曾亲自去过希腊，但他也以某种“想象”的方式居于希腊的精神家园之中，在1864年与友人的信中他说：“不知怎的，以我奇特和固执的方式漫游在希腊人当中，看见了一些形象，当然，不是一本书，而是在大学开设一门‘论希腊精神’的课程。”[2]这一愿望，最终实现于1872年，布克哈特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发表了关于希腊文化史的系列演说。然而，他在演说中所勾勒的希腊人肖像却迥异于温克尔曼在古典主义理想下所构想的希腊，而是与尼采的观点有着诸多联系。正是在同一年，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出版，提出以阿波罗的日神精神与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精神这一对二元概念来想象希腊文化，其观点更为人所熟知。 然而，布克哈特与尼采在对希腊的看法上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却是存在争议而不甚清晰的。由于酒神术语的明确性和建构性，且尼采本人在《偶像的黄昏》中声称布克哈特接受了他关于酒神精神的伟大发现[3]，后世读者很大程度上是在酒神精神的预设下来看待布克哈特的观点的，例如库尔特曼就认为：“布克哈特对古希腊的看法，与温克尔曼的观点相冲突，是对尼采的狄俄尼索斯元素的一种预期。”[4]实际上这对布克哈特的主要观点造成了一种遮蔽，而他的希腊文化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酒神精神有所关联，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本文在这里所要做的工作是，以尼采的文本为参照，重新梳理布克哈特对希腊文化史的研究。他在什么意义以及何种程度上对希腊精神进行了重估？而他与尼采的观点又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与区别？对这些问题脉络的梳理最终将渗透到对布克哈特的文化史逻辑与文化理想的认识和把握之中。 一 “希腊想象”与德意志文化语境的内在关联 在进入布克哈特的具体论述之前，首先要说明的是他展开这一研究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语境。从一开始，布克哈特就明确说明，他所研究的是希腊精神或心灵的历史，而不是对事件、史实的细枝末节的考证。他的研究最基本的落脚点与最终目的是要把握希腊“人性”的内核，从而为当下时代“我们的精神本性”提供一种理解、洞察和指导。所以布克哈特在《希腊文化史》导言中问到：“今天，尤其是今天的德国文化与希腊人有什么关系呢？”他随即回答：“从温克尔曼、莱辛以及沃斯(Voss)翻译荷马开始，一种情绪就已经产生了，那就是在希腊精神和德国精神之间存在一种‘神圣的结合’(hieros gamos)，这是一种没有其他的现代西方人能够分享的独特关系和共鸣。歌德和席勒在精神上是属于古典时代的。”[5] 这一“神圣的结合”所指涉的是18世纪中叶以来，启蒙德国对希腊文化所特有的一种内在亲和性叙事，一种文化寻根的模式，其特殊性取决于两点关键因素：其一，反抗基督教文化的启蒙意识；其二，反抗法国传统(以罗马文化为原型)的民族意识。德意志民族身份的诉求决定了其必然要将更具始源性的古希腊指认为文化原型，而启蒙理性的人文主义理想则奠定了此种叙事的“想象”基调——理想化的希腊人的形象[6]。 这种形象首先是由温克尔曼在其对希腊艺术(更确切地说，是以雕塑为代表的造型艺术)的考察中创造出来的，它标识出一种以艺术史的思维来思考现代德国与古代事物之间关系的“美学化”的历史方法，是我们理解布克哈特的文化史逻辑不可或缺的基础。1755年，温克尔曼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中首次从希腊雕塑中发掘出某种“比自然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某种理想的美”[7]，这种理想的美发展出希腊艺术最普遍和最本质的特征——“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8]。从艺术中所发见的“美”的理念，不仅表现在外在形体上的和谐、完整，也表现在心灵或者说精神上的伟大与沉静，表现出与启蒙理性相一致的希腊“人性”。1764年在《古代艺术史》中，温克尔曼进一步发展了对希腊艺术和希腊人的观点，将希腊艺术繁荣且优越于其他民族艺术的原因部分地归于政治和社会风气上的自由：“在自由中孕育出来的全民族的思想方式，犹如健壮的树干上的优良的枝叶一样……”[9]同时他还以一种发展观讨论了希腊艺术的时代风格的演变，将其分为四个阶段：远古、崇高、典雅与模仿，为其后的历史主义提供了一种动力。简单地说，从“艺术”照见“美”，进而照见“人性”，温克尔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度可见、高度审美”[10]的历史范式，并奠定了此后至少两百年的希腊想象的基调[11]。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者们，如歌德、席勒、洪堡、荷尔德林等人，乃至黑格尔，将温克尔曼局限于雕塑的希腊观照拓展到文学与诗歌的维度，将希腊“人性”进一步发展为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想：“古希腊的社会和古希腊的人的特点，就是存在与应该、自然与人为、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艺术的任务就是让人知道古希腊人所具有的那种平衡性、整体性、人道性和完美性是当代人的理想，就是揭示和谐地生长起来的个体的各种可能，从而对抗人的异化和肢解。”[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