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到来，当此世纪的除夕，反思总结过去，瞻望设计未来就成了中国学界的中心议题。但反思的结果，却发现中国文论得了失语症，一时间似乎中国文化（不只是文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谈医论药的争了个不亦乐乎，从而给沉闷的论坛颇添了些热闹的景象。但概括地讲无非是说：当今世界已处于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实行了新的殖民，从而使中国文论失去了言说的权利和能力。因而要重建中国的文论话语，即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回归，其具体途径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但狼真的来了吗？非也！不过是闭眼不看中国的传统、实际的痼疾与单纯玩弄西学的概念术语的旧病复发而已。一方面是无助于中国文学艺术基本问题的解决，更不用说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则被自己的幻影吓得大呼“狼来了”。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学人戴着西学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缘故，这其中不论是留过几年洋的，还是不识ABC 的“土八路”，往往都以中国文论的代言人自居，但实际上，用西学时髦的话讲则是处于边缘话语地位的言说。所谓“代言人”不过是代别人而言，这个被代者才真正处于中心话语的地位。这就是“官方文化”，它包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集体无意识，以及由其决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尽管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庭议”与“上决”，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关系并未改变。因而，一方面在繁荣的背后并未建立起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乌托邦；另一方面争论的问题——尽管在西方文论中就根本不是问题，如反映社会与表现自我、人性论、文艺的功利性、超阶级的共同美感、永恒主题等等——并未得到解决。因此，不要说争取国际上的中心话语地位，就是国内，中国文论也不过是远离中心话语地位的自言自语，即“庭议”。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注：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服务的内容虽然不同了， 但文艺总要为某个目的服务的存在形式，即这种工具论的中心话语地位并未改变。所以中国文论界的热闹不过是对“话语中心”的敬而远之，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现出中国学界“欲忠不能”的无奈。于是一方面对一些政治敏感的话题避而不谈，反而表现出不屑于理论探究的自命清高；另一方面又不甘寂寞于学术。此时改革开放、西学东进给其提供了大好时机，于是众人齐上就西方的文艺思潮、流派、概念、范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莫衷一是。学界的理论言说似乎热闹了，但是中国文论并未有多大的发展，言说的都是西方文论，名曰“阐释”，实则鹦鹉学舌。所谓理论繁荣不过是学界为了言说而言说的言说。不信的话请随便打开一张报纸来看，可曾对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地位有何影响？文艺的独立地位在西方是不言自明的，而在中国自古以来它就没有这样的地位，历史前进到21世纪，在中国它则仍然只是“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并且论述其独立的少，而论述其与意识形态关系之密切的多，而中心话语则依然故我，于是歌颂新的英雄人物、好人好事；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批判阻碍改革开放的负面影响等等就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主旋律”，亦即中心话语。当然这些并非不能写，事实上也不能不写，因为他们都是今日中国生活之必然构成。但问题是它们只能构成人物活动的“一般世界情况”，即背景，关键则在于通过它的具体化的“情景”，即典型环境，表现人物的内在“情致”，即性格。（黑格尔的这一理论在今日中国学人看来显得过于陈腐了，但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巴尔扎克、歌德及托尔斯泰等大师，以及高老头、浮士德和安娜等典型形象。而由此则有后来的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黑塞等等现代大师。中国文坛不断地反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但却没有人真正由此认真地反省一下）而中国则相反，世界情况，即社会生活成了文学及艺术的唯一目的，这是由作为中心话语的意识形态的“言说意向”所决定了的。作为中心话语，它的这种“言说意向”是必然的，因为它要为政治并由此为经济服务，但作为文学艺术这却不是它的本质所在。所以中国文论并未改变其边缘话语的地位，因为它完全避开了中心话题，不敢，却表现为不屑于对其进行理论的言说，由此也就无法争得话语中心的言说权利。 因此中国的文论建设要想有所突破就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此，笔者仅仅是就其字面意义引而用之的，是对胡、李之辩的语境转换——也就是说要从中国文坛的实际出发，在具体实践，即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及其批评中，建设中国文论而不是玄谈西方文论的什么意义，更不能以此简单地比附中国的社会实际。干起来再说，而不要急于挂招牌（鲁迅），更何况是只论招牌而忘了大厦。因为体系并非某个大师凭空抽象的产物，没有康德、谢林及其它哲学家并由此形成的传统，黑格尔是无法抽象出其体系的。因此，近来关于后殖民之类的批评，完全是学界处于话语边缘的鼓噪，与中国实际根本不得要领。 一、全球化化不了中国 全球化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清楚，在西方也是莫衷一是的。实际上不过是经济学和金融上的一个说法，无非是说贸易已经形成了国际市场，作为商品拜物教的货币已经被资本的虚幻流通形式所替代，即形成了跨国资本，正是它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即“资本一直在使一切全球化”（注：《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第7页。），从而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后来这一概念向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扩散，以至变成了谁都在用然而谁也说不清的概念。事实上是指，随着科技的进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将资本主义更加世界化了，只不过比起“前殖民”时代的武力掠夺、前帝国主义时代的商品输入等等，即还有个资本的主体存在来，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的主体已经消解，而成为无形的力量对世界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及日常生活，世界各民族都要受其影响。实际上对此，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作了清楚地阐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它迫使一切民族……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是被德里克在其论文《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中直接引用的，并且认为这“也许在他们那个时代显得奇怪，但（却）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注：《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第6页。）。因此， 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在网络时代的修订版而已。于是在西方出于世界都在其脚下的优越感，提出了全球化语境的说法。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自傲与怜悯相融的“后殖民理论”。于是国内的学者马上学舌地惊呼中华民族将无以认同其民族性了，中国文化患了“失语症”，中国人不但忘了姓什么，连话也不会说了。由此高呼要重建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国的文论话语，于是有人就反驳，这是在运用后殖民的解构理论，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即反本质主义的同时，又在建立新的本质主义，即中西方的二元对立。失语论者再反驳到，我们不是要坚持保守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多元文化共生”，是在坚持差异性上的一种对话（注：参见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第216页。以下均载《文艺报》：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1999.3.11.；曹顺庆、阎嘉《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立场》1999.6.8.；陈忠厚《后殖民批评与“失语症”焦虑》； 涂代洪《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1999.7.27.；顾祖钊《中国文论怎样走向建设与超越》1999.6.29.。）。论争双方的谁是谁非，在此存而不论。但双方根本的偏颇都在于，其一闭眼不看中国的传统实际，不是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来分析中国问题，而是将中国虚假的危机来“顺应”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全球化的中西解构也好，后殖民的多元共生也好，都只不过是将中国的民族文化当作了西学的例证，目的是为了阐释全球化、后殖民理论，即为了言说而言说。其二，都片面夸大了全球化的危机及其西化对中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