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22)03-0025-11 DOI:10.15983/j.cnki.sxss.2022.0501 在全球文化交融更为深入、观念碰撞更为激烈、思想文化交流更为活跃、意识形态交锋更为尖锐的当下，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最强音中，基于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以及创作实践、理论批评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扮演的独特角色，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特别是现实主义文论需要在思想整合、理论创生、价值重建、文化自信等方面承担起、发挥出积极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要系统总结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过程中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轨迹和演进逻辑，从总体上把握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取得的主要创新成就和利弊得失，对影响当前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予以总结和梳理。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发展历程 为了纠正当时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现代中国的革命文艺在发展过程中争论激烈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在长期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1942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以及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文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艺界的整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革命现实主义学说，标志着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正统地位的确立。此后，周扬、胡风、冯雪峰、茅盾、以群、何其芳等我国当时一大批著名的文艺理论专家和学者们，对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展开了多维度的广泛深入探讨，革命现实主义成为抗战胜利之初我国文艺界的主导力量。新中国建立后，综合考虑新中国的国体、同苏联的传统友谊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等当时的历史现实条件，我们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向苏联“一边倒”。具体到文艺工作方面，就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当时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第一准则。1952年5月，在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在将“延安讲话”阐释为中国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导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指南针的同时，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我们创作方法的最高准绳”[1]145。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中国文艺界开展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的标志性事件是1953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近三十年来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文化思想的主导，是文学艺术的方向”[2]53。周扬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努力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水平，同时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一切爱国的、愿意进步的作家都转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轨道来”[3]23-24。会议期间，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阐释和强调，并力求将之整合进中国新文艺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之中。中国文艺界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时期。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的政治社会形势随之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化，苏联思想界、文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1954年12月，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接受作家西蒙诺夫的建议，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进行重大修改，删去了定义中的“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句，这引起了苏联文艺界的大震动和大讨论，在此历史背景下，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的观点①。同年6月，周扬在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创刊号上发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正式传达并阐发了毛泽东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思想。“两结合”随之引起了国内文艺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在1960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结合”被认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成为指导、支配此后20年我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方针。 “文革”结束后，“两结合”实际上已成为与文艺创作实践相脱节的空洞口号。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没有继续把“两结合”作为最好的创作方法，而是在文艺创作上倡导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在我国文艺界引发了一场时间跨度长、范围涉及面宽、多学科专业研究者们都有参与的“现实主义大讨论”，“现实主义”一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艺界学术研讨会、文学学术杂志专栏的核心词汇。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延续现实主义大讨论的热情，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现实主义》[4]中。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的现实主义大讨论和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反思传统观念为出发点，围绕文艺理论、文学史、创作实践等多层面展开，深入广泛地探讨了中国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的内涵及基本特点。但这一时期学界对现实主义的论述，有的缺乏深入的分析而流于对表面现象的归纳，有的固守自己的概念言说而没有强有力的信服力，甚至出现了无原则地扩大现实主义边界的所谓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同时，在讨论和争鸣中，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与冲击，现实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体系受到严峻挑战与解构，呈现出“碎片化”的情状，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理论和话语体系的重构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以来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