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以来，随着语言学理论的盛行和结构主义的兴起，叙事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小说理论。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就将新奇的目光投向叙事学，在90年代更兴起了叙事学热。如今，叙事学在中国已渐渐降温，但余绪不断。纵观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方面，大量文章和专著用力于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应用，形成一股颇为强劲的学习西方叙事学的“热”潮。另一方面，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相形之下，显得过于“冷”清。 一 1985年，中国出现了“方法论”热，新批评、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接受美学等西方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一齐涌入中国，作为结构主义分支的叙事学也进入中国。这一年，西马阵营的当代理论家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作了有关西方文化理论的系列演讲，并且用格雷玛斯的语义方阵理论，对《聊斋志异》中的《鸲鹆》进行了叙事学的示范分析。（注：参看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一分析在中国成为应用叙事理论分析文本的经典。时隔近十年，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在介绍结构主义叙事学时，便引用了它。1985年以后，中国学界就对叙事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可从两方面见之：一是对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和运用；二是对西方叙事理论的研究与反思。 对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和运用最为广泛。从翻译来看，1989年，王泰来组织编译了《叙事美学》，选译了法、德、英三国的叙事学论文，让学界对早期叙事学有个大概的了解。同年，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文版面世，该书从叙述技巧角度，探求了小说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修辞关系，涉及叙事学的一些基本问题。1989年，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出版，收集了几乎所有法国六、七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叙事学成果。叙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巴黎《交际》杂志1966年第8期的“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专号， 法国的叙事学代表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最高成果。因而，张寅德的书对中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反响，它成为文论研究者的必备书之一。它的广为流传也促进了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同年，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一次向国内展示了一个系统的叙事理论。九十年代，《当代叙事学》、《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结构主义诗学》、《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等陆续翻译出版。这些叙事学原著的中译本的出现，既为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又激发了学界对叙事学的兴趣，增强了研究的热情。就介绍应用看，1988年，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问世，该书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为根基，借鉴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注：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开大陆学者应用叙事理论以成专著之先河。1989年，孟繁华出了本介绍性的小册子《叙事的艺术》，对叙事的视角、时间、语言等均有专题介绍，并以中国的文学为例证加以分析，深入浅出。但总体看来，全书过于简单，且不涉及人称这一必不可少的叙事要素，故反响不大。此后，孟悦《历史与叙事》（1991年）、徐岱《小说叙事学》（1992年）、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 文学叙述论》（1993年）、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1994 年）、 罗钢《叙事学导论》（1994年）、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5年）、王彬《红楼梦叙事》（1998年）等纷纷面世，它们或侧重于介绍，或侧重于运用，多方位、多角度地展开了对西方叙事理论的分析和运用，使叙事学成为中国90年代的一门“显学”。 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的《文学的维度》，作者南帆视野广阔，从文学真实、修辞、叙事话语、文类四个方面，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及其模式的递嬗进行了叙事学的技术分析。具体分析时，还在汉语言文化的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现代语言学成果和后现代理论，提出了话语与权力、文学与历史等溢出文学的问题，将文学的维度延伸到文化。全书的兴趣不在具体叙事文本的话语分析，而在语言的文化功能，一改过去介绍、搬用之习气。它既有对叙事理论的分析，又有对文学实践的批评；既有对文学维度的探讨，又有对文化意蕴的关注。可以认为，这本书是中国在运用西方叙事理论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1990年，《外国文学评论》有组织地发表了由赵毅衡、申丹、微周等人撰写的“叙述学研究”论文。其中，既有微周对西方叙事学的系统介绍，又有赵毅衡对叙事形式的文化意蕴的阐发，还有申丹对叙事情节的理论反思。后二人是叙事学专家，他们在1998年分别推出《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和《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前者是赵毅衡对叙述学“公理”的阐发，后者为申丹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赵毅衡在《自序》中声称，经过多年的思考，他悟出了很多西方学者一直没说清的“叙述学第一公理”，即：“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作为公理，它过于罗嗦，但它表达了叙述“自身分层自身互动”的道理。就全书看，它自成体系，也体现出“第一公理”的特点，较之西方叙事理论，不乏突破，但基本上仍沿袭西方的叙事模式，只是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接受习惯，有所改造而已。因而，该书的价值在于：它给学术界提供了一套系统的中国特色的西方叙事理论。申丹进行的是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相结合的研究，她在《后记》中指出；“本着求深、求实、创新的原则，笔者与西方学者在较深的层次上展开了交锋和对话”。从成书情况看，该书达到了这一要求：它对叙事话语、叙事情节和叙事视角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质疑；对西方理论界概念上的模糊和分类上的混乱作了清理。作者的分析颇具深度，其论断也富于独创性。对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过于艰深；对叙述学者而言，它则可以启人心智，引发深入的思考和对话。就理论色彩看，该书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叙事理论反思的最新成果；就研究对象看，国内外均未出现对叙事学与文体学理论同时展开研究的论著，因而，该书又是一本填补空白之作。 二 与学习西方叙事理论的“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的“冷”。国内虽出现多本叙事学专著，但大部分或用力于“术”的层面上的应用和发挥，而缺乏“学”的层面上的挖掘和探讨；或侧重于对西方理论的译介，而缺乏必要的批判的眼光。早在1996年，钱中文先生就指出：叙事学“80年代介绍到我国后，一些青年学者趋之若骛，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多部著作……但都是综合外国学者的观点写成，最多加些中国文学的引证，处在介绍、搬运阶段。”（注：杨义《中国叙事学》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如今， 申丹的成果已远远超出介绍和搬运阶段，但她用力的仍是对西方叙事理论的反思，其出发点仍是西方的叙事理论而非中国的叙事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叙事学热潮中，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却倍受冷遇，几乎无人问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