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是文学之核心 中外文学史也表明凡所谓经典作品无一不是以揭示人性为其最基本之核心。至少这样的表述是无法辨驳的：文学人物的一切活动必须以人性为依据。否则，我们凭什么欣赏那些作品呢？而且早期神话的消逝也说明人类进入自识阶段，仅仅解释自然的神话已不敷用。进入当代社会，人性探掘已成了一股世界潮流，各国文艺家都自觉以人性为核心对象进行艺术活动。如80年代秘鲁电影《旋风》，甚至赋予极端窘境下的海难者举手表决割吃死人的权力。美国电影《人猿泰山》则将人性推恩至动物界。当引笑逗趣、爱憎煽情流于浅表难登大雅，当传述历史、阐发哲理成为文学的“过去时”，甚或当永恒母题的爱情也失去了往昔不可阻挡的魅力，人性似乎真的成了当代世界文学天幕下唯一的火炬。无论如何，艺术总是走向新的原野，需要新的空间。 历史总是由现实来照亮的。一部人类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又是人类自识史。文学在忠实地记录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记录并创造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人类之所以不断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既是为了确定自身与外在的各项关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这认识使生存获得明确的意义。马克思说：“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注：《马恩全集》第4卷第174页。）正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变更，人的本质属性亦处于运动状态，故而对其认识与界定也就特别困难。 从西方文学史来看，“人是上帝的肖像”这一思想是有传统的。在《荷马史诗》那里，就已经“神人合一”了。奥林匹亚山上的大神其实就是人自己。只不过神在某些方面延伸了人的功能。《荷马史诗》中甚至还有战神阿瑞斯打不过凡人希腊将领狄俄墨得斯的“不幸事件”。《神曲》则全面展示了中世纪社会与人类灵魂痛苦的挣扎。文艺复兴时期正式进入“自觉时代”，莎士比亚注视并揭示了“人”的问题。对人的情感、欲望、弱点及权利等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表现了相当纯朴的惊喜与惶悚——“啊，人原来竟可以这样！”启蒙时期的卢梭则发现了人的内在宇宙，解放了被囚禁的内心情感，迈出了人类自我极为关键的一步。德国古典哲学的繁荣给文学带来了伟大的《浮士德》。康德的“二律背反”致使浮士德最终成为人类的最高形象：无止境的追求与理性把握的有机的二元统一。波德莱尔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恶”，巴尔扎克描绘了金钱对灵魂的腐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已洞察到人类内心世界的无序性。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现代派更是直接提出了“人是什么”的质问。一切都在要求思想界必须对人的问题予以正视。因而，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文学一旦弃离人性之脊，便会不可避免地东倒西歪无所依傍。“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连清人顾炎武都还将文学视之风花雪月可有可无之事。其所鄙弃亦在必然。至于后来维新党人对文学的不屑——“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康有为）、“无用之呻吟”（谭嗣同）、“与声色之累无异”（梁启超），也都出于文学缺乏根系这一认识。再后来，梁启超的“新小说论”又将文学捧上了天，似乎小说可决定或改变一切，从另一极端走向“经世致用”的归结点，以至于从理论上为文革所谓“红色文论”洞开门户。种种历史的偏差，都说明本世纪中国社会对文学缺乏正确明了的价值认识。而价值观不仅直接决定文学的精神深度及历史走向，而且通过文学影响哲学、宗教与道德，从而制约文学理论的层次与性质。 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了著名的“三人谈”。其中有一段：“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数，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是几乎没有的。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层次上的检视。所谓‘普遍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接受。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毋宁说这是一种特色。人性的弱点总是作为民族性格中的痼疾被认识被揭露……”（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12页，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即便从文学研究本身来看，如今内外部各分支领域的研究都已达到相当规模与较高层次，如内部的语言、风格、思想等与外部的流派、历史、作家个人经历等研究都已达到一定水准。这就在客观上逼着新一代文学研究必须另辟蹊径寻求新天地。同时，相当完备的基础研究亦为更高一层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可能。如果说自16世纪以来，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分门别类析解各个学科，那么下一个世纪则就需要人类重新综合各分支学科的成果，达到对主客观世界认识的新一轮螺旋形的提高。近年所谓的东学西渐，即崇尚浑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思想，就是这一重大背景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文学最高宗旨乃是实现人之精神与审美的自由解放。马克思三大历史阶段理论也将人置于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记录，实际上也必然成为人类自我观照自我认识的一条途径。近年，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便是以人性为红线贯穿始终，企图从人性角度打开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新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