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学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认识和评价并非没有相异的意见。其中涉及全局性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一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学与政治历来有密切的关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建国初十七年曾要求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过于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给文艺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同时，他又指出，“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20页。）然而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后来又出现了一种观点，即认为文艺就是文艺，与政治无干，文艺应该归位，应该疏离乃至脱离政治。这样的理论观点强调文艺的审美本质，而否定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其他层面的本质。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认为，文艺与政治关系密切就不是好文艺。因此，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就应基本加以否定，也因此，他们就不但贬低和否定十七年文学，乃至贬低和否定新时期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近期的反腐倡廉文学，乃至包括像《抉择》这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优秀作品。 文艺所以不能脱离政治并历来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是因为政治是经济利益集中的表现，它涉及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利害。除了不识事的儿童，所有人包括作家在内，都难免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感情。特别在政治斗争尖锐的年代，更是很少人能够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卷入政治斗争。同时，人们，也包括作家，不独会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还会受到政治家、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包括一定的政党和政府的文艺、出版等各种政策的影响，还包括来自政党、政府和政治家的直接政治干预的影响。因而每个时代都会有大批作家的作品涉及政治，自觉不自觉地为某种政治服务，使文艺产生作用于政治。古今中外皆如此。恩格斯就说过：“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注：《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85页。） 今天我们自然不应该再提倡文艺都要为政治服务，因为这样非但限制了文艺题材和主题的宽广领域，而且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粗制滥造。但对于历史上存在的曾为一定政治服务、产生作用于政治的文艺作品，恐怕还要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认为凡提倡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没有好文学，就统统要不得。 首先，要区分文学是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的，是为进步的政治服务，还是为反动的政治服务。如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就遇到这个问题。建国初十七年的政治固然发展了“左”的错误，但总体方向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而且1957年之前的政治路线也是基本正确的。在政治问题上历史方向的正确，具有头等意义。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采取措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政治方向从历史的发展看，当然是进步的。今天我们虽然承认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坚持的仍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十七年文学除了明显宣扬左倾路线的外，应该说大多数作品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服务的。其次，十七年诚然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也确实产生了许多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但不能说十七年的所有作品都有政治内容，都为政治服务；也不能说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就一定都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有一种误解，仿佛十七年的作家只知为政治服务，而不知文学为何物，对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一概不把握。事实并非如此。不要说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老作家深谙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就是王蒙、刘绍棠、李瑛、公刘、邵燕祥、李国文等当时还年青的作家，不也通晓文学的特征和规律吗？他们都有谈论文学特征与规律的文章，而且也都写出过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也难免有概念化公式化的部分，毕竟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当时的文学理论著作尽管也讲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讲党性原则，但同时也讲文学的艺术特征和规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里讲的从现实美到艺术美的升华就是文艺创作的本质特征和规律。不过，文学作品的优劣还取决于作家本身的艺术天赋和才华以及有无丰富的生活体验，创作的优劣并非都由作家的理论认识来决定。 十七年的文学有许多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也是很优秀的作品。像巴金的《英雄儿女》、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孙犁的《风云初记》、梁斌的《红旗谱》，还有诗歌中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祝酒歌》，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散文中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都是脍炙一时的名篇，至今仍不愧为新中国文学表现时代真实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之作。十七年文学中还有不少并非为政治服务，也没有什么政治内容的作品，如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唱挽歌》和秦牧的知识性散文《艺海拾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