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2)04-0012-03 在中国进入21世纪之时，进行理论创新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中国是一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创新性研究，应当走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前列。不言而喻，就文艺学的创新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应当首先取得创新性成果，才有可能使文艺学本身的创新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指导。多年以来，我国的文艺学研究者们孜孜以求，致力创新，但是一些人在创新时，有意无意地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结果“新”则新矣，但是却远离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新性研究放置在整个文艺学的前沿地位来认识，加大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力度，才有可能使整个文艺学研究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轨道前进。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许多思路和问题可以探讨。其中一个是，我们现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能脱离“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也应当在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之中来发展。 所谓“全球化”的文化语境，指的是在当今中国从事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内的一切文艺学创新性研究，都不能闭关自守，把自己的思维和视野牢固地封闭在本土文化的范围，而首先要考虑到目前国外文艺学发展的现状，提出一些和日新月异的世界相关的问题，作出与时俱进的分析判断。这20多年来，是大开放的时代，我们几乎引进了西方100年来的各种文艺学观念和论著，使我们的眼界大开。但是，从总体上说，许多学者对20世纪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观念，吸收得多一些，其运用到中国文艺学的自身建设上，出现的新的理论形态，也是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居多。这说明，国外文艺学的众多成果，本身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立场的界线。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思路，就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立场相对立的。如果较多地引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就有可能使我们的理论创新出现某些偏颇。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新应当有开放意识，应当理解“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但是在引进、吸收西方当代文艺学成果，“洋为中用”时，主要应当批判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成果。这首先是因为无论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都承认自己的理论源头，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的作者罗伯特·戈尔曼在辞典导论中说：“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确实走过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是，仍然存在几个基本的‘血缘’特征，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替代的核心，是任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而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发源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都从马克思那里获取了灵感，因为马克思确确实实激发起了不同倾向的马克思流派。任何思维敏捷的激进的学者和活动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为先验论、经验论、实验论、反思的批判以及革命的积极行动主义找到有关根据——使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每一重要意义合理化”（注：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第32～33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而且，20世纪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成为文艺学的显学和重镇。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触及全球文化的主要问题上，一直具有领先地位。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的文化研究，其渊源和学理都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化研究在欧美国家发展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其始作俑者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等，在其发展过程中，葛兰西、阿尔都塞的文化霸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都成为动力性和结构性的指导思想。 再次，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实际上告别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清算斯大林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形态是一致的。中国新时期文艺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动力因素、结构因素。 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复兴，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是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产生和复兴的动力因素，都是为了满足复兴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更能面对现实，更有生命活力的需要。这是一些真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需要。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认为是开拓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对于他本人来说，这部书所产生的这种效应是始料未及的。他在晚年对于这部著作某些失误曾经作过真诚的自我批评，同时他又指出他写作此书是出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远大抱负，这是一种“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共和国的产生的伟大革命危机在许多国家激发起了一个新的、健康的、没有被社会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传统所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那时从葛兰西到考德威尔有一系列这样的开端。我自己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也是由于这样的抱负而产生的”（注：卢卡契：《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第658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徐崇温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主观上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随便怀疑”（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第4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这种动力因素与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动力因素可以说是相同的。中国新时期文艺学的探索，从最初的动力因素来看，也源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需要。新时期文艺学起步于对“四人帮”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倒行逆施的拨乱反正，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是中国新时期文艺学主流的基本发展方向。这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动机和愿望，也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不可否认的动力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