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十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在极不平静的、风风雨雨的历程中渡过的。经历过共和国成立以后那些风雨里程的人大体都还记得，建国以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差不多都是先从文艺领域开始，而扩及其他，而文学理论批评则始终是以文艺政策的阐释者和文艺批判的“轻骑兵”的角色出现的。因而建国以后的文艺理论批评是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它实际上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当然，这主要指涉“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中十年，“文革”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涉及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贯穿50年代到80年代文坛的主要问题之一。文艺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远的且不说，单就“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的情况来说，革命的文学思潮就是始终与革命的政治思潮相联系的，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所说，“这个运动与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结合起来”。建国以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了，不仅在总的方向上完全一致，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从组织领导和工作步调上也完全结合起来。从一开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被定为“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中心的问题。文艺批评的展开与文艺理论的建设，主要依靠这一中心问题的正确解决”。（注：《编辑部的话》，《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4期。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包括如何做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如何处理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如何运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由于毛泽东在《讲话》中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从属说”），以及后来一些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概括出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服务说”），作为一个思想原则，此二“说”不能不成为这个时期作家、批评家普遍持有的观念。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来源于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但在某些方面又比列宁有所发展，例如关于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后来在实践中甚至发展到政治标准唯一）。 当然，毛泽东在当时提出这个思想也是源于历史的需要：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都十分尖锐的40年代，无产阶级对艺术只能提出从属于、服务于它的要求。但是建国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过去了，再沿用战争年代的老的思路，必然要造成不良后果。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指出，十年内乱之所以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领导思想上，“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文艺上的情况就是如此。“从属说”和“服务说”所造成的领导人无视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对文艺各个方面的问题横加干涉的情况比比皆是。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由于他对文艺问题始终特别重视和密切关心，而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使他的意见不能不对整个文艺的发展流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始，毛泽东连续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等一系列文章和文件，公开表示了他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以文艺问题为突破口，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文学理论批评也就应和了这些运动的需要，充当了文艺运动阐释者和文艺批判“侦察兵”的角色。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批判《海瑞罢官》，无不是从文艺批判开始而引发为政治运动，最终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文艺问题，使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遭到不应有的残酷迫害。其消极后果是不言自明的。因而“从属说”和“服务说”尽管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正如邓小平1980年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所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对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建国后，比较集中的有两次：一次是建国初期，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国初期的那次讨论，由于是在“从属说”和“服务说”的大框架内进行的，因而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甚至框架内的一些不同意见，也常常被视为异端。例如1950年初，阿垅发表《论倾向性》（注：《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卷第1期。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一文，显然是有感于在艺术和政治这两个原素中，一些人往往强调了政治，却忽略了艺术，因而干脆来一个走极端，提出“艺术和政治，在我们是一元论的”的主张。这个意见立即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的有害的主张（注：《人民日报》1950年3月12日。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 ·文学理论卷》。）。当时人们所着力阐说的大多集中于文艺应不应和怎样“从属”和“服务”于政治，而对《讲话》中所涉及的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其他一些问题，从“我们的政治性应该与真实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现实主义”等命题，却常被置之不顾或只是偶尔提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展的那场讨论，才使这个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首先应该归因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以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对理论批评界的挣脱枷锁、解放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9年上半年，陈恭敏的《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注：《戏剧艺术》1979年第1期。 ）和《上海文学》评论员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注：《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的发表， 都对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断大胆提出质疑，并引起了文艺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至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大会周扬所做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已修正了以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某些提法（注：周扬在这个报告中，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解释为“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并提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接着，邓小平于1980年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讨论才有了根本的突破。尽管仍有人坚持旧说，但多数人都认同了新说——即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为政治服务”。尽管这种由领导人出面定调的讨论，不可能是深入的、纯粹学理层面上的讨论，但无论如何，由这个讨论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例如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等问题的讨论，都使理论批判工作者突破了唯政治是从的旧的思维模式，开始广阔地思考文学自身的诸问题，促成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一次较大的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