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速朽和思想的挥霍，大多来自这样一种价值预设：欧美的种种理论都是先进的，他们的过去时，应是我们的现在时；他们的现在时，应是我们的将来时。这恰是一个追风赶潮的误区。 ●理论的“殖民化”心态，势必导致文学理论研究思想资源的单向度攫取。 ●大学课堂应当“百家争鸣”，大学教科书也可以展示个性，但这种展示须尽量减少对我们文化和文学理论基本建设产生动摇性的东西。 ●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如果没有民族文化及其精神作为存在依托，那就很难健康发展。 ●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不能凌空蹈虚，也不能全盘移植。它须有自己的根性、自己的特色，即要有相对于外来文学理论的“异质性”。 文学理论的殖民化心态，带来对文学理论自身建设的动摇性东西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可以说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一下子被全面打开了。人们发现，这是一个眼花缭乱、五彩缤纷的世界。从此，文学理论研究的“时尚化”几乎成为了常态。从“三论”到形式主义，从阐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理论到新批评、叙事学、解构主义、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主义以及至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等，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匆忙并依次地演练了西方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而且，其中每一种方法和视角的引进与应用，都为学界带来一阵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惊喜，同时也使此前的方法及视角陷入被搁置的尴尬与窘迫。而更多的情况是，前沿的追踪与移借者尚未来得及仔细清点和品尝敢为天下鲜的“甘果”，就不得不把依依不舍的目光转到下一个目标，否则就有落伍和被遗忘之嫌。业内人士都较陌生的名词术语，很快成为老生常谈，刚刚习惯的视角，又为新的理论镜头所遮蔽。一句话，人们都铆着劲比“新”、比“奇”。当然这“新”和“奇”不是自产的，否则不会遗弃得如此干脆果断。似乎没有人在意每一次理论的更新换代会为学术积累或思想推进留下些什么，反正前面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和成果在召唤。文学理论界从来没有如此活跃过，也没有如此奢华过。文学理论的速朽和思想的挥霍，大多来自这样一种价值预设：欧美的种种理论都是先进的，他们的过去时，应是我们的现在时；他们的现在时，应是我们的将来时。只有追赶到与他们“同步”的水平，才有资格与之交流对话。当下有人竟已宣布走出了“后现代主义”探讨，而直接进入了所谓与欧美同仁同步的“文化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恰是一个追风赶潮的误区。因为，作为常识，一方面任何文学理论都来自特定的时代社会语境，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不了存在主义、符号学一样，处于追求现代化路上的中国，能够走出“后现代主义”研究，已是不可思议的事；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学理论间都应是异质性的存在，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理论都必然以同一模式发展。各种文学理论产生及发展的原因和运行逻辑，都有各自的理由和路径，多元化的异质性共存绝对不可能被一一置换为单向度、均质性的历时性追赶。否则，文学理论的实践性与科学性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追问一下造成这种追赶误区的原因，我们认为，其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的屈从心理和殖民化心态，是把引进西方现当代各色文艺学、美学和其他学说当作了推进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和建设的惟一路径。 毋庸质疑，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引进新型文学理论话语并没有错。补上这一课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这个过程确已并正在取得重大收获。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一引进和借鉴的过程中，是首先以“他者”的目光来审视本土问题，并以从中寻找“他者”目光所以“独到”、“卓绝”的佐证为目的呢，还是在研究本土问题中，有选择地参照他人的视角，其目的在于有利于对自身问题的洞达与把握？事实上，有的学者做的恰好是前一种工作。而这，不仅无助于自身问题的解决，还有可能构成对问题实质的遮蔽，甚至造成对问题指涉的空泛与虚构。譬如前几年对中国“后现代”问题热烈而持久的争论，近年来对“大众文化”异乎寻常的关注与鼓励等，都属于此类。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在作祟；仿佛经济发达国家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和文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必然是真理。虽然自后现代主义兴起，一些人就以解构和颠覆真理为目标，而且有学者已从西方某些思想家那里找到了指控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理论“依据”，但他们自己的做法和观念，却证明他们才是真正采取了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做法。按照一般的理解，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以及作为这种工具理性延伸的经济管理模式等，属于离人性较远、人文含量较低、甚至包含着某种反人性的因素，因此，它可能具有某种普遍化特点。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则不然，它一方面要以历史与传统的承延为根本，另一方面又必然地产生于特定的民族精神、生活方式、心理结构、审美个性和伦理价值等基础之上。单纯以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指标来确定某一思想文化或文学理论的先进与否，是难以成立的。 令人不解的是，国内有的学者竟不遗余力地引进具有后殖民性质的所谓“先进”文化，甚至迫切地呼唤“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侵略：一方面，竭力抵制产生与欧美学界的异质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抱怨国人不能自觉地接受发达资本主义主流思想家如约翰·费斯克、安·杜西尔、米根·莫里斯等后殖民化“启蒙”。奇怪得很，他们在鼓吹“后现代”的边缘化、地方化、多元化和绝对相对主义的同时，又如此热衷于文化的“趋同化”和“普遍主义”。对此，让人不知做何解释。“文化普遍主义”，落实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其表现就是一味地追“新”逐“后”、惟“西学”马首是瞻。譬如在西方学界热衷于“后现代主义”争论时，国内许多人连现代主义都很新鲜、陌生，可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后现代主义”的译介和研究，一时间，诸如解构、元叙事、边缘化、平面、复制、仿真、祛魅、返魅等新词满天飞。一些本不入流、迎合低级趣味的“痞子写作”、“美女写作”、“私语化写作”、“下半身写作”等，似乎也因此获得了理论庇护，更加肆无忌惮。然而，很快，欧美学界的兴奋点又转向所谓“文化研究”，于是，我们有些人又开始借助葛兰西的“抵抗的知识分子”理论，霍加特、威廉姆斯、汤普逊等伯明翰学派的“后革命”文化研究模式，抛开文学，专注于反思中国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以及知识分子问题，使文学研究置换为社会政治批判，文学理论从此被诸如国家政治学、意识形态学、思想史、社会学等所替代。还有一部分人，自觉地认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为思想依托，以费斯克等人的“文化消费主义”理论为根据，呼唤甚至吁求那些打着“文化民主”、“审美日常化”的幌子，实际上推销感官享乐、惟利是图的价值观念，推销为少数人服务，欺骗和麻木广大民众的所谓“大众文化”。这种“文化研究”，虽然表面没有彻底抛弃文学，但却将文学的品位极大地降解，甚至完全商品化为日常用具，与诸如“洋娃娃”、“波儿鞋”等在价值上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