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在90年代是相当热闹的。从范围看，这话题涉及到知识分子的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作用，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知识分子与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对王朔评价成为讨论的中心）等问题。可惜的是，参与讨论的各种声音存在严重的情绪化与务虚的特点，或者是停留于表明自己在争论中的立场。 这场争论给我们的最直接而明白的一个启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相对一致的政治立场与文化价值取向已随80年代而俱逝，在90年代，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已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而这一分化又决不仅仅是从他们的口号、从文章的表面文字上可以准确把握的。对此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金：说到这次由知识分子内部自身发动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我们就不能不论及知识分子本身。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当代最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它的多重定位。它既曾拥有历史上的“士”治国平天下的极高政治地位和文化特权，又含有现代史上中国革命进程中对知识分子“附皮之毛”的基本估价。应当说，知识分子问题是几十年来我国政治的极大误区。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专制政治曾采取一种反文明反文化反知识的策略，造成了数十年社会的严重停滞与倒退，这是由文化始又超出文化的严重后果。并因而人为地制造或加大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对立、误解、互逆与敌视心理。这是西方世界、前苏联、东欧诸国都未曾有过的中国特殊现象。它与中国的民粹主义政治密切相关。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三个精神来源：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浪漫牺牲精神，它与中国农民革命改朝换代造反有理的传统结合为一；其二是俄国民粹主义和忧患传统，它与中国近代苦难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接榫；其三为德国黑格尔式整体理性精神，它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相对位，从而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独特的多重精神结构。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向下的、走向民众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悲剧性现实形成了他们献身大同理想的牺牲精神、民本主义的自赎与原罪心理，以及关注民族整体解放，注重国家利益（与西方革命中无产者无祖国的基本观念不同）的心理情结。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先进的部分，但却一直受到专制主义政治的严重迫害与打击。几十年来启蒙者与臭老九的双重命运使他们既是革命先锋又同时是被革命被改造的对象，造成了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畸形，由于依附于政治，他们往往进退失据，动辄惊心，精神扭曲，违背自性。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已成为长期积淀的社会顽症。这就是8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体化政治时代形成的精神背景。此中对知识分子来说，恰恰最缺乏近代经济观念和科学实用精神，缺乏独立的当代文化意识。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专制政治的方式同样是依靠政治本身。新时期观念先行的思维方式和80年代知识分子形成的理解结构，仍然将自己定位于“牺牲”前行的先驱者，肩负历史与民族大任的启蒙导师，建构新的民主精神的人文英雄之上。这种自我定位仍然是依附于政治时代的文化定位的延续。这里有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问题，有代言人与立言人的区别，有随从与思想者的不同，有圣诗歌者与社会良心守护人的差异。因此，有鉴于这种前理解结构，当代知识分子对90年代市场化现实也往往采取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审视方式。而当代中国蔑视文化、蔑视知识的传统在经济大潮中再一次出现时，当新一轮文化无用论（主要是人文文化）的浪潮再次掀起（教师流失、学生失学、文化人生存危机）时，当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腐败等种种积弊一同涌现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高张就有了一种保卫文化、抗击现实的激进姿态，有了一种悲剧感，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崇高感。这种思路仍是80年代的思路。这里缺乏一种深入的思考：知识分子站在什么基地上行使自己的社会批判者和人类良心的守护人的职能呢？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打破了政治绝对中心，文化随之边缘化的过程中恰恰包含着知识分子形成当代文化相对独立地位的积极可能性。 在这里，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体制内到体制外是达成文化相对独立的重要一步。顾准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只是这种自由思想的代价太沉重了）。当代民主政治应保证知识分子自由思想、自由著述的可能性，以多种声音代替一种声音；而知识分子则需完成从仆从到思想者的转变，自觉肩负“人类良知守护人”的职责。当然，依据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利是一个必要前提。 陶：你刚才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来源、他们与政治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分析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对世俗化采取了如此激进的批判立场，我同意你的分析。而我则想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以为，从根本上说，思想观点与价值取向的离异是文化人社会地位与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变迁的反映。而文化人的社会利益与社会地位又是受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所决定的。因此，引入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理论构架，从社会地位与社会利益的角度切实地分析知识分子何以会走向共识的破灭，或许更能澄清问题的实质。 “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狄厄的重要概念。这一对概念是与他的另外几个基本概念，如“场域”、“社会空间”、“习惯”“实践”等联系在一起的。 “场域”在布狄厄那里并非指一般的物理空间，而是诸种社会力量较量之场所，而由各种场域组成的则是所谓“社会空间”。在场域与社会空间中，人们为了获得社会地位而斗争。那么，社会地位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社会地位是通过将特定的资本分配给行动者而决定的，行动者由其拥有的资本的多少而获得其在场域中的地位。而特定的地位一旦获得，就与习惯相互作用产生不同的态度（即对于地位的评价）。 由此而引出了“资本”的概念。如上所述，布狄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视作一个力量之域，一个为了地位与合法权威而斗争的场所。而资本的逻辑则是赋予这些斗争以秩序的逻辑。“资本”这一概念在布狄厄那里其含义是宽泛的，包括：1.物质资本（它们可以具有符号的价值）；2.符号资本，指不可触摸但是在文化上十分重要的属性，如等级、权威、声望等等；3.文化资本，被界定为在文化上有价值的趣味与消费模式。文化资本可以包括范围极其广泛的商品，如艺术、教育、语言形式。布狄厄说，资本是作为交换系统中的社会关系而活动的，它的范围大到“所有物质的和符号的商品”。“特定的社会形构中，它们总是把自己表征为稀有的、值得去追逐的。” 布狄厄认为，资本是支配的基础，而且各种类型的资本是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的。其中符号资本的转化力是最大的。这是因为不同的资本形式是通过符号资本的形式而被知觉，并被承认为合法的。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符号资本具有了命名的权力一种代表公共意识的权力，和创造官方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看法的权力。这样一种表征权是根植于符号资本之中的。表征合法的社会世界的权力的最为强有力的例子，是法律以及通过国家来加以强化的符号暴力的使用。法律为国家保证了所有官方任命的形式，它反过来又赋予个体以约定俗成的身份，而这一身份又授予个体以经济的与文化的资本。这就是符号资本的巨大的转换力，但是由于这种转换关系并不是总被识别，所以符号资本可能并不被看成是机构化地组织与保证的权力的物质形式。正如Wacquant所说的：“不同的资本形式的转化过程是被隐蔽起来的。为的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依赖与支配关系可以通过道德纽带、卡里斯马、精英象征主义的面具得以掩盖或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