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形，一个学术流派或思潮的命名往往由其对立流派的“诬陷”或歪曲得致。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草创之初就是由一些对他们知之甚少、又十分反感的“对手”命名的。而圈里人则一直耿耿于怀，竭力辩驳，再三声明“我们不是形式主义者”云云。当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也是如此。对手玩了个童稚黄口也稔熟的把戏，轻而易举地便给对方戴上一顶高帽，完成了一次“欲置对手于死地”的“命名”，即西方人所谓的“贴标签”，于是一批人被判为“保守主义者”，引起一片愤愤的抵牾之喧。 说到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纲领有体系的政治或理论流派，而是美国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对六十年代美国当代政治的反应而兴起的一股理论反思的思潮。其代表人物多是文化界的名流、巨擘，有著名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也有一些新闻界巨子，其代表人物有I.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N.帕赫莱兹（Norman Podhoretz）、D.P.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 ）、 J.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rtrick）、N.格雷泽（Nathan Glazer）、S.M.里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等人， 我国读者熟悉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mtington）也赫然在列。这些思想家之间关系密切，又大都聚居纽约，故人称“纽约知识人”（New York Intellectuals）或纽约帮（New York Group）。 八十年代末，里普塞特曾谈到新保守主义，忿忿之慨依然形诸声口笔墨：“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术语和一个政治团体的名称，新保守主义是政治字典上被误解最多的概念之一。我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这个词从来不曾指谓拥有一群倡导者的一套学说。相反，它是一个为诋毁政治敌手而制造出来的标签，而那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不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们。”（里普塞特《新保守主义：神话与现实》，载《社会》一九七八年七、八合刊第29页）“新保守主义”是美国激进的自由主义新左派的领袖人物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免费赠送”给他的论敌们的“雅号”。但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诸公则更喜欢自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其间自有误解、歧义、辩论，也不乏攻讦、机心与手段。 何以保守主义，而又“新”？说来话长。六十年代，肯尼迪上台，资政有新篇，新政府表示乐意纳谏，躬身求教于专家学者与社会科学家，征求对政策的意见。美国知识分子历来支持民主党，新政府又有此广开言路的礼贤姿态，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美国意义上的）似乎终于等到了影响现实政治的机会，于是创办杂志（克里斯托尔及贝尔曾于一九六五年创办《公共利益》），著书撰文，发表时评，各抒己见。一时间，美国知识界充满乐观的议论：其一是相信社会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其二是对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力深信不疑（这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的特点）。知识分子们以为一方面是政府高筑黄金台问贤若渴，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尽心竭力、献计献策，二者相谐相合，美国的各种社会弊端焉能不一朝廓清！ 然则好梦难长，现实无情。美国当年在国内外舞台上仍是破绽时出，窘状百般。最为国际国内社会所诟病者，一是以“大社会”福利计划为代表的改良举措，二是政府身陷越战深潭而不能自拔。肯尼迪首倡、约翰逊操刀的“大社会计划”，仿效罗斯福新政，设计了庞大的计划，历时数年，耗资万千，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舆论切责，人皆失望。面对物议鼎沸，政府自是无以卸责，就是出谋划策的智囊们，也难逃其咎。于是自由主义的大团伙开始出现分裂。一部分人继续坚持其自由主义立场，把“大社会”计划的失败归之于政府投入不足和政治制度的隐疾。由之对美国的政治制衡制度产生了更深的疑惑，这些人后来成了激进的“新左派”。与之相反，另一批自由主义者则对“大社会”计划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认识到“大社会”计划显示出自由主义理论的痼疾和先天不足。他们认识到，一方面对实行此计划所依据的社会现状分析并不准确，另一方面，计划制定者亦错误地夸大了政府行动的能力、效力。这就使这部分知识分子对先前实施此计划的两个前提产生怀疑：社会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和有用性到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作用？至少应当说，智囊们低估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同时，究竟应在何种程度上合乎事实地清醒地估价政府的控制能力、管理效力以及所能达到的效力限度。纸上得来终觉浅，政治太复杂了，毕竟不是做学问。在与现实政治的接触中，学者们发现，他们的政策建议常常与其他合法的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团相抵触，难以成为政策付诸实施。即使有些建议获准为政府所采纳，也可能因其干犯某些官僚集团及其同盟者的利益而无可奈何地流产。经历如此之大波折，这一批自由主义者后来转向了新保守主义。 如果说“大社会”计划是自由主义集团分裂之启端的话，后来的越战引起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则使两派自由主义者终于分道扬镳。旷日持久的越战使美国财力困乏，损失巨大，政府为继续坚持其战争政策，不顾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向美国公众谎报军情，后为一正直官员披露，舆论大哗，民怨沸腾。无情的现实严重挫伤了美国老百姓原先深信不疑的对政府和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失掉了天真”，满腹困惑疑窦，丧失传统信念，在六十年代末的世界性造反浪潮中，也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他们藐视权威，横扫传统，罢课游行，甚至捣毁校舍教室，与校方对峙，与警察冲突，终而至于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由之，不少青年放纵情欲，吸毒堕落、崇尚暴力、藐视法规，很是开了一番“新”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