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我首先想起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一部小说，中文译名为《你往何处去》。说的是古代罗马暴君尼禄屠城迫害基督徒，使徒彼得惶惶走在逃亡路上，遇到基督迎面而来，对他说：“你把我的人民丢在罗马城里不管我只好自己去罗马，让他们再把我钉上十字架一回。”彼得大悟，于是返回罗马，为受难的基督徒祈祷，最后也被钉上了十字架。〔1〕我想彼得在基督门徒中算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 这在《圣经》里也有透露。所谓“基督君临”的幻觉，正表现了他在亡命期间的内心斗争，是救世责任要紧还是个人生存要紧？这个问题困扰了彼得。不过彼得到底是基督的高足，他终于重进罗马，用自己的血殉了自己的信仰，基督教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兴盛，甚至统治了一部分人类的精神王国。所以，“你往何处去”与“重进罗马”精神联系在一起，成了一句激励人们勇敢地走向绝境，走向十字架殉道的名言。但是在今天，这个口号可能很不受欢迎，虽然它来自宗教，却更像启蒙主义者的口气，有人会提出质问：现在谁能担当基督的角色？谁能指点别人“往何处去”？知识分子的启蒙时代已经过去，还有什么资格来说三道四？所以，我只能取这句话的反意而用之，讲讲“我往何处去”，就象中国旧戏里一句流行唱词：自己的命自己算。由自己的处境，来谈谈知识分子在当代的文化认同。 我之所以有认同的自觉，是鉴于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其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层面：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一场较为深刻的转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原来设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文社会学科发生了相应的分化。〔2 〕有些学科迅速靠拢市场需要，其研究人员大抵能在商品实现过程中直接分得一部分剩余价值，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以及与决策部门相关的一些学科；也有些学科（主要是人文方面的学科）因为在市场经济运转中没有直接的可用性，顿时失落了其原有的社会价值，从事这些学科的研究教学人员无法在目前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经济上相对处于贫困化。这种分化以后，人文学科的内在价值受到怀疑。其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文学科是权力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在社会转型中已经渐渐变得不合时宜，趋于淘汰，二是人文学科自身的社会价值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得不到承认，新的“读书无用论”，轻视文化的粗鄙化思潮重新泛滥起来，并得到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许多从事人文学科工作的知识分子对专业的前景失去信心。更有甚者，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适应这样的社会转型，用虚无的态度来破坏本专业的内在道德规范，进而也破坏（用时髦的说法是解构）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理想和社会使命。这在一部分社会学科内部，表现为为了获得剩余价值的分配，用专业知识去维护社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腐败、黑暗现象和不义行为，而不是依据专业知识勇敢地与之作斗争；在一部分人文学科内部则表现为不断贬低、嘲笑知识分子的精英传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提倡知识分子应该“集体自焚，认同市场，随波逐流，全面抹平”的十六字诀。〔3〕表面上看， 这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市场经济的世俗文化认同，其更隐蔽的动机，则反映了人文社会学科正在向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演变。更为发人深省的是，当一部分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面临这样的文化困境企图自救，呼吁“人文精神寻思”的时候，竟发现自己的声音那么微弱，理由那么不充足，几乎没有人能把这个可以意会却难以言状的“人文精神”解释清楚。〔4 〕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良知，这种说法虽嫌陈旧，仍不失为一种激励，但问题是知识分子凭什么才能成为“良知”，光凭大胆与口才，能否成为被社会承认的“良知”，或者说，知识分子依据怎样一种知识背景在社会上发言？这就涉及到知识分子拥有怎样的知识结构，认同怎样的知识传统，进而与当代社会转型构成怎样一种关系。 在目前中国学术界，构成知识分子梯队的大致有三个年龄层：70—80岁一代，60岁左右一代，40岁左右一代，每代之间的年龄相隔20岁左右，20—30岁一代年轻学者在学术上尚在生长，暂且不论。已经定型的三代学人之间，各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传统。若以15—30岁为人生求知阶段，那么现在70—80岁一代人的受教育期，基本上是在30年代以后完成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传统知识结构以后的第一代接受教育者。他们的知识结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学术专业化，无论是传统学术还是西方新学科，都建立起具体的学术专业，而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将治学与经国济世的大业联系在一起，学术与庙堂文化浑然不分；二是这一代学人大都进过新型学校，或者留学外国，接受了世界文化的营养，即使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也都是世界化的，摆脱了传统治经学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应该说这些特征在本世纪初中国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中已经一步步地确立，在这一代学人的治学中表现得最为完整。而后两代学人，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主体力量，但他们的知识传统背景并不一样。现在60岁左右的一代学人，其求知阶段是50—60年代，当时新的政权刚刚建立，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人文学科的改造，建构起一个革命乌托邦的理想图景，并借助教育和学术领域灌输给青年一代。从世界观而言，这一代人对乌托邦理想的认同取代了对前一代治学传统的继承，由50年代共产风——60年代反修防修解放全人类——7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80年代四个现代化奔小康，逐渐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思路，以对时代进步的信念制约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样的前提使学术专业又沾染了庙堂文化的色彩，学术发展似乎又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回旋。现在40岁左右的一代则不同，他们的求知阶段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直到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开始一步步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泛滥的乌托邦理论深恶痛绝，他们在接受知识传统时往往跳过50年代，朝更前阶段追溯。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正是老一代学者，他们在当时最积极的作用是将他们一代的知识传统，人格风范，价值取向等等直接传授给了年轻一代，使青年学人在知识背景上连接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现在40岁左右一代的学人，对50年代以后的乌托邦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制约他们理性思考的参照系，倒往往是老一代学者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同样面对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60岁左右一代较典型的思路是把它与50年代社会相比孰为优劣；而40岁左右一代人则更积极地从历史反省中去寻求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可能。〔5〕这样， 学术发展似乎又经历一次历史性的回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