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播扬人类精神价值的文学艺术受到巨大冲击而处境维艰，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扶持高雅艺术的政策实是救文艺于水火、功在千秋的善举。然而在高雅艺术的认定上，却难以妥贴并服众口。交响乐芭蕾舞西洋歌剧这些泊来艺术归之高雅，国人虽不服气也无话可说。京剧由于早被祭在国剧的崇高地位，说它高雅，人们更难说什么。但是同为地方戏曲的越剧和沪剧在高雅与否的判定上截然有别，却使沪剧界人士大呼不平。 当局如何画出高雅“线”自有他的道理。但好事未能获得众口一词的叫好，实在跟语言使用的简单二分不无关系。按照精确的语义，高雅是和低俗对立的，业内业外的通常用法是和通俗相对。通俗文艺得到商品经济的雨露甘霖，近年来在文化市场大展鸿图，令人好不羡煞，不过骨子里仍难逃为人轻视的底蕴。所以有人尽管沾通俗之光大赚其钱，却绝不肯在自己的大作上署自己的大名。现在既有高雅政策，有些艺术样式和剧种荣膺其榜，那么其他艺术自然不能不入通俗了。象沪剧这样的剧种若仍广有观众，担个贱名倒也罢了，有得必有失。可它的日子实际比越剧还不好过，一入通俗连“救济粮”都吃不上，难怪圈内人士要怨有司不公若此了。 海德格尔说，语言意味着人和历史的存在，也把人拖进历史的陷阱。语言的简单二分，是思维的二元对立模式的产物。按照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值思维逻辑，任何事物非好即坏，非对即错，非革命即反动。整个世界楚河汉界，判然分明，谁敌谁友，实为革命首要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虽然政界合纵连横，朝秦暮楚，从来也没有谁严格遵循过。然而在日常伦理是非判断中，这种思维方式却是深入人的骨髓，溶化在血液里了。因此，交响乐或京剧虽然也可演轻音乐和《纺棉花》之类，还定是高雅艺术；而沪剧和别的地方剧种虽然同样可演《碧玉簪》和《沙家浜》，非通俗艺术而何！王蒙写通俗小说，没有人说他是通俗作家；而通俗作家写的作品即使不比高雅作家更不严肃，通俗这顶铁帽是戴定了。线性思维这把利刃一刀切下去，文艺界清浊两判，省了多少罗索。 二值逻辑的好处就是省事，干脆利落。然而我们这个世界偏偏多事，就是我们人自己也不是省事的主儿疙里疙瘩，牵丝攀藤，吃着碗里看着盆里。因此省事恰恰省不了麻烦，天下总是不太平。譬如这个东西不是白的，你说那只能是黑的，这个东西不是香的，你说那只能是臭的。其实颜色在黑白之外无有穷尽，气味在香臭之间亦难以尽数。不要说无限复杂的世界不能揿入线性思维的印模一分为二，就是文艺现象又怎能简单二分呢？为了区别于泛滥书肆歌厅的大众读物和流行歌曲，称一些比较严肃的文艺作品为高雅也没有什么不妥，对此加以扶持更是功德无量。但是把文艺的样式或体裁本身判为高雅和通俗，则实在不足为训。殷鉴不远，“四人帮”把几乎所有传统的民族文艺形式都说成是低级下流的，结果拥有八亿人口的中国便只剩下芭蕾交响电影和京剧演的八个样板戏，可说创了世界文化艺术史之最。 二值逻辑的武断背谬，在专制时代人们无话可说，说也白说，说不定还会白搭上一条性命。朕即国家，一言定邦，一句顶一万句。但到了讲民主的开放社会，就断少不了人们七嘴八舌，议论蜂起。尤其当触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时，人们定然要据理力争，辩个水落石出。大概也只有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人们才会真切理会线性思维的弊端。西谚云：几何学如果危害人的利益，人也会抛弃它的。我们受线性思维之苦有日矣，何时才能真正抛弃它呢？ 二 流行真是个奇怪的现象。一旦流行，什么都会点铁成金。一条裤子，不上褐边，毛穗错落的，膝盖处还割上三五个洞，就象是人家扔在垃圾桶里的货色，然而一流行到俊男倩女身上，却有媒体赞其自有潇洒的神彩；外衣露腹，内衫过膝，长袖没指飘摇，纤纤足下套一双又厚又笨的大头鞋，怎么搭配怎么不协调，可是一穿上街头女郎们的玉体，即有媒体夸其大有撩人的风韵。九十年代流行张爱玲，这个身前寂寞的女作家也就变得热闹诱人了，各种传媒竞相把各种赞词慷慨地堆在这位新偶象头上。 张爱玲有她的优秀处，作为都市生活写手，其对市民情态体察之微，至今国人还难出其右。圈点张爱玲的精彩，揣摩张爱玲的成功，以为今日市民生活描写的参照，当然是评坛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一流行，偶象身上的脚癣似乎也发出了灿烂的金光。如果说，有人把出身名宦之后的张爱玲所过的贵族有闲生活，视为这位女作家文化气度和诗意悟性的心理渊源，以和缺乏这种精神悠闲的今日作家相对照，多少还含有对当前文学界的悲悯之情。那么，把这位性情怪僻、人格多少有点变态的女性的有些乖谬言说，也奉为不刊之论，就不免有点捧明流的大脚丫了。 例如，张爱玲对母爱就很有点她个人的想法。她认为母爱“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既然母爱是一种源于动物祖先的最一般的情感，那么它应该是建立在超乎男女之别的基础上的，但张爱玲又自相矛盾地将它归之为男性自私的产物：“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张爱玲对母爱的排击，貌似激进，实际上是《圣经》中妇女以生育痛苦作为惩罚的陈腐教理，和没落贵族女子的自我中心阴暗心理结合的产物。把母爱从女人剥离开来的女人是什么女人，这且不论，男人尊敬母爱的感情，决不是因为这种感情是来自女人，如果它来自男人（如父爱），人们也同样尊敬。母爱是施于所有子女甚而延及他人子女的一种广博的感情，并不只限于男性后裔。这是迄今为止的两性不平等社会里保留的最合乎人性的珍贵感情，如果有一天真正能够实现两性的完全的平等，人们真正健康的感情可能也是以母爱为生长点发展起来的。对这种感情的尊崇，从来不以性别为界。对母爱的排斥，如果不是出于个案中童年精神创伤的遗留，便是神经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是在动物试验中都可以观察到的规律。当然，作家都是从个人的独特角度去感知世界的，张爱玲的身世遭际使她产生这样的观点，虽然不幸，我们也难以对她多所指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