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九十年代，由于政治激进变革的受挫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文化激进主义失势，新保守主义与新理性主义崛起。它暴露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两大根本弱点：一是对传统的难以割舍的依恋，激烈的反传统一旦受挫，就归返传统文化；二是对体制的根深蒂固的依赖，在体制内进行启蒙勇敢激烈，一旦失去体制支持，就陷于无所作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必须克服上述缺点，才能担当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 进入九十年代，人文思潮为之一变。八十年代，主要是现代文化背景的启蒙主义与新传统文化（即根源于传统社会主义土壤的文化形态）背景的保守思潮的对立，而成为主潮的启蒙主义带有文化激进主义的色彩。九十年代的人文思潮则远非这样单纯和阵线分明，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格局。由于政治激进变革的受挫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文化激进主义失势，新保守主义与新理性主义崛起。新保守主义是对文化激进主义（主张西化和反传统）的反弹，而新理性主义则是对市场经济和世俗文化冲击的回应。这两种人文思潮，反映了九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应当予以学理上的批判。 新保守主义区别于八十年代的保守思潮，它不再反对改革开放，而是企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文化的挑战。新保守主义有多种派别，但在回归传统、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等基本观点上具有一致性。 国学复兴派即中国大陆的新儒学是新保守主义中旗帜最鲜明的一派，它受海外新儒学的影响、推动，又有九十年代合适的文化氛围，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潮。国学复兴派坚持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即集体理性），同时又力图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它虽然不拒绝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某些因子，但在总体上仍然立足于传统。它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经过自身调整，实现现代化，并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虽然直接打出国学复兴派或新儒学旗号的人为数有限，主要是一些学者，但其社会文化土壤却很深厚。在当前“弘扬爱国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文化氛围中，国学复兴派成为理论上的代表，获得了合法性和某种正统地位。 新保守主义更有权威、更有代表性的一派是八十年代文化激进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的一些人，如李泽厚、王元化等。他们是新启蒙运动的主将，但在1989年以后进行了反思，最后抛弃了文化激进主义，而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李泽厚、王元化都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的激进革命和彻底反传统思潮进行了批判，主张渐进、改良、继承传统，以造成社会有序变革而免于动乱。反思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他们意在指明，中国的改革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前提下，承续传统文化，和平演进，避免社会震荡与文化冲突。他们主张利用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权威，维持社会稳定。李泽厚明确主张建立“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的哲学、文化体系，以群体价值本位的“乌托邦”解除现代人个体意识膨胀引起的精神冲突。 另有一部分青年学者，也由反传统的西化立场转向民族文化本位立场，成为新保守主义的一翼。他们接受了美籍巴勒斯坦人赛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引进西方文化，导致民族文化衰落，而建立了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他们主张恢复民族文化主体地位，抵制西方文化霸权。还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他者化”（西化）过程，因而对现代性加以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不是依据传统，而是采取“后现代”立场。他们认为，在中国“现代性作为一种现实进程，已趋于完结”，主张超越现代而走向后现代。他们提出了“中华性”、“东方主义”来代替“西化”、“现代性”。很显然，这是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 新保守主义兴起有其社会根源。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激进主义在完成其开路先锋作用后，保守主义就作为反题取而代之。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派专政后，有热月政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克伦威尔独裁后，有“光荣革命”。在文化领域也是这样。文化保守主义矫正了文化激进主义的某些偏颇，如对传统文化继承不足、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全面引进，缺乏足够批判，以及在策略上急躁冒进，不注意变革的有序性等等。但是，中国的现实是，文化激进主义并没有完成启蒙使命，新老传统文化也没有被现代文化所战胜，因此，新保守主义的合理性就大大打了折扣，它主要是作为启蒙精神的倒退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新保守主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只能是有序演进，而不能采取激进变革的方式，要寻找文化转型的衔接点、连续性。因此，它弥补了文化激进主义的某些缺陷。但是，它又把现代化的基点移向传统文化，放弃了启蒙立场，它要知识分子认同现实，放弃了批判功能。这样，即使经济发展，也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的现代化，因为现代文明的火种——自由精神已经丧失。 新保守主义意识到市场经济对新传统文化的瓦解造成的文化失范，但它不是以培植现代新文化来适应、规范市场经济，而是以传统文化的集体理性来抑制个体价值，消解自我意识，这种逆向的文化建构必然无功而返。国学复兴派僭越正统意识形态的企图也遭到了反击，例如最近罗卜、胡绳等就著文批判以新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现实的可能性是，新传统文化退守政治文化领域，而把道德领域出让给老传统文化，这也是新保守主义的现实目标，这样，新保守主义就成为新传统文化的补充、附庸。 新保守主义对激进革命、彻底反传统观念的批判，未必没有某些启发意义。但是不加历史分析，把辛亥革命以来一切革命和政治运动都加以否定，则有悖于事理。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不仅因为守旧势力的顽固，改良行不通，而且也因为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在民族主义（排满）高涨形势下，君主立宪势难维持。五四反传统，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向现代文化转化的内在条件，只能引进西方现代文化来冲击传统文化。更重要之点在于，从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开始的现代革命运动，已经转变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方向，由引进西方文化模式、走西方民主革命道路转向学习苏俄、走东方革命道路、重建东方文化。因此，把激进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传统归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中国现代化的迟迟推延和长期动乱，不能归罪于五四传统，恰恰是由于它没有成功、没有完成启蒙任务而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