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2)04-0009-03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创新问题时，我认为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首要问题，是因为当前一些有影响的文艺学著作，其中有的还是被政府主管部门认定为“新世纪课程教材”的文艺学著作，虽然打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张扬的却是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西方文论。这个问题不能含糊，否则，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有可能往歧路上发展。 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质的规定性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背景或理论根基。研究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包括文艺观）观察人类的一切文艺活动，了解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并能运用这些规律正确地指导文艺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质的规定性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使文艺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成分，否则，便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哲学是从各种门类的学科抽象出来的关于万事万物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的知识，是关于世界观和本体论的学问，因而它是最高的科学。一门学科的研究是否进入了哲学层次，是这门学科是否较高理论品格的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是建构文艺学的理论基础，是研究者的基本理论立场，亦是文艺学学科质的规定性所在。例如，“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一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来说就是一条颠覆不了的带普遍性的规律。因为这一结论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存在与意识关系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尽管认知反映与艺术反映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都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不同意这一点或是反对这一点，认为文艺是“意志”的外化，是生命盲目冲动的结果，是满足欲念的“白日梦”，是“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等，都不能归属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列。 当前文论界的有些学者受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影响，认为历史已经步入了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哲学在经历了由科学向人体，由意识形态向语言的转向后，分析哲学已经过时落伍了，解构的思想已从“四面八方撕裂了形而上学”（德里达语）。这些学者以轻蔑的眼光打量当今的文坛，嗤笑“时下的许多学者还在沿着老路，在那里苦苦追寻‘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之类严肃而神圣的问题”，断言这“实在是空耗精神之举”。在他们看来以形而上学哲学作理论背景的文艺学是不堪一击的，”一句‘理论的批评化’就足以使那由‘本质’、‘规律’、‘原则’、‘普遍性’等概念堆积起来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注：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 以解构为主要思想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否具有如此巨大的精神能量姑且不说，西方当代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关于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实体，绝对化的本质和基础等理念，主张把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人的情感、意志、意向、纯粹意识等作为新的哲学基础，并由此而及整个世界，的确有一定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其本身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们否定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或者把这种意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化。这样他们必然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解构哲学其实就是哲学的解构。但是，人类的理性自从混沌的感觉中苏醒过来，就有了形而上的追求。现代非理性哲学和解构哲学不管多么强调感性个体的重要性，只要这些哲学家在思维，他们就摆脱不了形而上学的纠缠。透过激烈的言辞，我们不难看到，他们用来肢解或撕裂理性的工具仍然是理性、仍然是形而上学。“这世界充满了偶然性，因而这世界是荒诞的”；“语言不是工具，正相反，是语言建构了人自身及（人的）世界”，这断言本身难道不是理性的，难道不是形而上学吗？只要思想“在场”，哲学就取消不了；只要哲学取消不了，形而上学就不可避免。只要形而上学不可避免，“本质”、“规律”、“原则”、“普遍性”堆积起来的大厦就不会倒塌。这样，以哲学为理论背景建构的文艺学去探索对象的本质、规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要亟待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复旦大学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专家刘放桐先生最近发表文章说，作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不仅超越了西方古典哲学，也坚实地超越了西方现当代哲学。文章认为，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消灭一切与人为敌的制度，摆脱人被异化的地位，从而实现人的解放的精神武器。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把哲学对世界观的研究建立在人的现实和实践的基础上，充分注意人对自然的影响，既肯定了自然界对人的先在性，又超越了纯粹的先在性，解决了人与对象性世界如何相处的这个至今还令西方现当代哲学们困惑的问题，也克服了他们在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上的唯心主义倾向（注：刘放桐：《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新华文摘》2002年第1期。）。西方当代著名的思想家福柯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知识／权力：访谈录和其他作品录》中说：“写历史而不使用与马克思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整套概念，不把自己置于一个被马克思所定义和描述的思想层面，这在当今是不可能的。”写历史是如此，搞其他意识形态又何尝不是如此。
